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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

《默》则是刻画牧师伊革那支毁灭爱的凶恶形象。他“为牧师酷，为父凶，缘此罪障，乃不能自保其骨肉。”他带着冰冷的心，逼死了自己的女儿威罗，妻子也因女儿的夭亡而悲痛得性情变态，成了一个沉默的人。牧师从此处处碰到沉默的报复，以致于疯狂。这是一篇表现摧残“爱”而导致“默”、导致死寂和灭亡的哲理性小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把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当作一种精神武器，期望它们能够有助于打破无声的中国那种令人窒息的沉寂。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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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后（1）

1909年6月，鲁迅告别了日本。这位在人生路途上已经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的留学生，此时，仿佛也告别了可以任理想驰骋的青春时代。

鲁迅的归国，不是因为祖国了解他的赤子抱负而召唤他回来的，而是因为在日本立教大学读书的二弟结婚，家用开支太大，母亲需要他挑起家庭的经济负担。就这样，他刚刚振翅起飞的文学救国的理想，迫于令人惶悚的生计而不得不暂时收起美丽的羽翼了。

他踏上国土的时候，尽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它毕竟还存在着。那个愚昧、落后、保守的象征——驴尾似的长辫，依然拖在男人们的脑后。没有辫子的人，在那时的许多人眼里，仍然是一种怪物。

鲁迅的辫子早已留在日本作了纪念物：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为了避免意外的麻烦，鲁迅一到上海，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先去装条假辫子。那时上海有一个专门装假辫的名师，留学生们早已闻其大名。虽然他装一个假辫要收大洋四元未免过于昂贵，然而确实装得巧妙，不是仔细察看，是看不出岔子的。但是，戴着这样的假辫在人群里行走却要时时提防被挤掉或挤歪。鲁迅拖着假辫子回到故乡，他的母亲倒没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带着怀疑的眼光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的，就冷笑一声，心里在说：“这是要被杀头的！”有一位本家甚至准备去告官，只是因为担心革命党的造反也许会成功，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鲁迅这才知道缺少一条辫子还要招惹许多难听的辱骂，小则说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的；大则指为“里通外国”。鲁迅对此十分愤慨。他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路上走，大约未必至于这样受苦，而缺少一条辫子却要受到社会上这样的侮辱，多么愚昧，多么可怜啊！

鲁迅回国不到两个月，就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那时候，比鲁迅早些回国的许寿裳正在这个学校任学监（教务长），因此，便由他介绍给学堂的监督（校长）沈钧儒。这个学堂在当时是中国少有的规模宏大的新学堂，从1906年开始，它在杭州旧贡院的地基上建设，直到1908年才建成。学堂从建筑的样式到课程的设置都仿照日本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员有的是从外国聘请的，不少是留日学生。由于他们受到过资产阶级新思潮的熏陶，所以给学校带来了一些*空气。鲁迅在这个学堂里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教员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教员。这个学堂的一些课程还聘请了日本教师担任，他们的讲义和上课时的讲解都需要翻译，因此，鲁迅又兼任生物学科的翻译。

教师的生活开始了。尽管他热爱文学，并且期望用它来振奋同胞们的精神，然而冷酷的现实并不尊重和珍惜他的抱负，倒是无情地逼迫着他为谋生而消耗着宝贵的时光和才华。鲁迅没有力量扭转眼前的命运，他只能面对严峻的现实，把对文学的酷爱深藏在心底。生活好像是在故意捉弄人，它把鲁迅又拉回到已经告别过的生活道路上——他不得不重新把丢下的自然科学重新拾了起来。

然而，鲁迅是严肃而认真地从事着教学工作的。因为他知道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是可以同医治国民精神这一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的。他十分认真地翻译、讲课、编写讲义。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鲁迅用文言文编写讲义，不仅文字优美，内容充实，而且注意介绍最新科学知识，例如他的生理学讲义，在讲到肌肉组织的化学组成时，就介绍了德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库恩首先从肌纤维中发现了特有的肌球蛋白。在提到唾液素对淀粉的作用时，他又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向学生们指出，过去的专家学者们都以为唾液素对淀粉的作用，是使淀粉变成为糊精和糖。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