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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慕名利，与世无争，能吃苦，如果问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能吃苦，不怕穷，不论做什么事，但顾耕耘，不问收获；不肯向现实低头，有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干的勇气。我想这是先父母给我的好遗传，也是军校受训给我的影响，假如不是参加北伐，找不会了解社会如此复杂，民间如此疾苦，革命如此重要，忠实的民众和热情的男女青年是这么可爱的。……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梦，从发表《从军日记》到现在……，我还在写作的梦里没有醒来，我很想丢下笔，再也不干填方格子的工作，但是朋友们不饶我，他们要逼着我写，读者也不让我休息，那么，我只好继续地写吧。”

谢冰莹与故乡的读者断了五十多年的音讯，但海峡的波涛知道，太平洋的风浪知道：作者的心和读者的感情是相通的……作者身在海外，神在故国，她写过不少感人的怀念家乡的散文。她在《还乡梦》的结尾时写道：

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

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

1995年1月10日修订

葛琴

孙瑞珍

葛琴——邵荃麟夫人，一位性格豁达、爽朗，待人和蔼、可亲，朴实、正直的女作家；一位在战争年月出生入死，在和平环境中无私奉献的坚强女性，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于1995年1月3日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但又是不幸的。葛琴生命的后三分之一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她以顽强的毅力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进行着反迫害、反病魔的斗争。

一

1978年初春的一天，我找到了葛琴的家。室内陈设的简陋，固然可以说明主人的俭朴；但它的杂乱，却留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的痕迹。

葛琴向我微笑着，一个劲儿地点头，她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仔细地端详着，苦苦地搜索着留在记忆中的影子。一对明亮的眼睛，显示出老战士的深沉和坚定，一双温暖的手和那用尽全力发出的“呵，呵”的笑声，仍然使人感到当年乐观、开朗的性格犹在，对人关怀、体贴的的美德尚存；满头白发、偏瘫失语，记录了她十多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

小琴告诉我：“妈妈的问题快有结论了，爸爸的问题也正在着手解决。胡耀邦对爸爸、妈妈的问题很关心。”她长吁了一口气，停了一下，接着说：“妈妈终于熬出来了！”说到这里，只见葛琴张着嘴笑了。我为这位老革命的幸存感到欣慰；也为荃麟死不瞑目感到惋惜和哀痛。我这样想了，也就这样说了。“荃麟要是也能熬过来，该多好啊！”话未说完，只见小琴用表情向我暗示，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感到后悔，但话已出口，又怎么能收回来呢？我的这句话触动了葛琴那斑斑伤痕的心灵，也捅破了她们母女之间用以互相慰藉的一层薄纱。只见葛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嘴角也抽搐起来了，眼睛里充满泪水，接着，就是一阵频频点头。小琴只好顺着我的话问她：“爸爸的事情你知道了吗？”她异常镇静地表示，知道了。荃麟的死讯，孩子们怕她再受到刺激，一直未敢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竟在她的心里埋藏了六七年之久。她默默地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坚定地等待着为荃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灾难又一次降落到因“中间人物论”而遭到批判的荃麟头上。1968年初，荃麟被抓走了。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葛琴，预感到荃麟的问题一定要株连到她，她做好了一切准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小琴照例从北京大学回到自己的家，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葛琴对女儿说：“情况可能还要恶化。如果下个星期你回来看不见我了，就一定要照顾好弟弟，把家维持下去。相信我，我是对得起党的。'噶琴的话不幸而言中，当星期六小琴再次回家时，院子里死一般的静，连喊了几声妈妈，却没有回音。

从此，葛琴就在干校的“牛棚”里，过着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孩子们则飘散四方，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荃麟关在什么地方，一家人谁都不知道，也无从问个明白。一个战争年代几经分聚离合的家，就这样又被拆散了。孩子们到处寻找父亲、母亲；身陷囹圄的葛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默默地祈祷和祝愿“荃麟啊，荃麟，你可要多保重！留得一个青山，好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她和孩子们的分离，甚至是撕人心碎的分离，并不是罕事。在过去的年代，是常有的事儿。那时，他们随时都有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