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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仅仅是一种臆测。而人们之所以从来如此，则是因为惯性状态下存在对自身的维持，是人对自身的肯定——生活在臆测而不是真实的水平上有助于人的生活，能给人生提供内在的保障。试想一头驴子如果知道自己被人类奴役并且被羞辱着，那它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活下去？如果人没有对自己的肯定和自以为是——无论这些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和荒诞不经——无数的人生又如何能够得以持续直到自然的终结呢？

人们总是扼腕于那些光彩夺目的生命的逝去，总认为那不过是例外而不是对自己的提醒。他们不知道，由于永恒的惯性的存在，人的生存质量几乎是恒定的，人纵然不可能生活得更坏，但是也不可能生活得更好。处在较高水平上的生活必然伴有更为强烈的痛苦体验，固然对应的主体对痛苦的耐受能力可能相应的强一些。正如高速运行的列车要承受更多的阻力一样，外在的富足和光华必然伴随着内在的空虚和暗淡，镜头前的容光焕发——如果那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应酬一个普通场面的话——必然带着心灵上的落寞。如果本人以偶像的姿态去实践生活，作为偶像的生活伴随着被作为展品、为众人而活的孤独和空虚。这是必然的。因而张国荣们承受的痛苦绝非专属于张国荣们——那是每个公众前快意的人生都必然要经历的苦痛，一种与为人艳羡的快意相抵消的代价。

任何获得都必然意味着失去。享受物质富足状态的人们更易于遭受心灵的折磨，生命面临相对潜在的危险；而如果一个人定然要为公众形象而活，那么他的内心处境也会是举步唯艰的。接受崇拜意味着放弃真实的自我，炫耀财富暗示了内心的软弱。这就是惯性下的人生。均衡的人生中的快乐如身上的钞票，能使一个口袋饱满的方法是把其他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而总量却始终不能改变。

或许有人会说生活在健康状态当中的公众人物比比皆是，爱因斯坦一直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但是他的一生也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危机。我想如果存在这样的诘问，只是更加暴露人们如何一厢情愿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大众在向往这些人享有的功名利禄的同时，却忽略了他们的从容。

真正的偶像、导师和领袖并不以偶像的姿态去生活，他们的作为发自本性，因而是不能从内心体会到崇拜者的崇敬之情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依其本性、自然而然，因而被崇拜与崇拜之间往往不是紧密的情感联系，而更像是超然的分工。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成为当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他的人格魅力也使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科学界之外，然而爱因斯坦以发自内心的谦虚和超然回应这一切。

很显然，如果说生活在名誉、金钱、权力、崇拜之中的人能够同时享有常人的心境和生活，那么在面对这些外人看来的财富时，体验一定是迥然不同于常人的。换句话说，常人因为这些人享受这些财富而尊重他们，而对常人而言的这些财富，被尊重的人却根本体会不到，拥有被别人艳羡的财富根本不是什么享受。甚至虽然伴随左右却并不能称为拥有，因为在主人眼中，它们不过是或廉价或奇怪或潜藏着危险的东西罢了。这是一个讽刺，一个一直被压抑着的、广泛存在而又不被熟知的事实。惯性之下的聪明的大众，又如何愿意相信这些呢？他们只会在自己的世界里向着臆造出来的美丽生活前仆后继，全然忘却了浸染其中的根本上的非理性。

人生总是处在此消彼长中，惯性下的均衡才是永恒。荣格关注的中年危机之所以普遍存在，正是因为生活中一直存在的外物的匮乏消失之后，精神上的渐生渐长的危机占据了生活。生活无论怎么改变，其真正的快乐水平都不会提高，这对所有人都是适用的。很多功成名就的中年人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却被心灵的重荷压垮，外在的收获不能带来真正高质量的生活，而这是惯性下现状得以维持的必然。故事中的那个青年人享受并仅仅享受几十天的快乐生活便死去是合理的。人们尽管从很大意义上为快乐而活，但是人的一生所能享受的快乐却是有限的。

人的快乐尽管寓于存在之中，获得生存资源的过程可以产生快乐，而失去生存资源的过程导致痛苦。但是因为总体上的惯性使然，生活总体上处于日常状态，获得的快乐和痛苦两相抵消，因而人们总是感到日常生活的日复一日、毫无激情。日常生活中的快乐似乎随处可见，但是人们却总是把握不住，如果感觉变得细腻起来，那么纵然可以体验到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但是那也将承受同样多的伤感和烦恼。

只有日常状态被打破，生活处于变化之中，人们才会感到相应的快乐与痛苦。不过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