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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维系6年之久“婚姻”的完结，昭示了中国保险市场上“保—保”合资模式的基本失败。

回望近10年之合资历程，得失参半。

客观讲，合资模式减缓了海外巨头给国内保险公司造成的冲击，争取了学习时间和市场空间。20世纪80—90年代，很多外资为中国的保险公司、保险从业人员无偿地举办过多种境内、境外培训，尽管这只是为了获得监管部门及政府的青睐，图一张牌照而已。

但是，借合资的桥，以市场交换技术，培养本土保险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具体至管理权，或者中外各半，但是冲突不断；或者旁落外资，但是水土不服。真正在中国市场赚钱的外资，不是成立合资公司，而是参股中资保险。如何突破合资瓶颈，亦将是21世纪中国保险最大的悬念之一。

一个公司折射一个行业的命运！

2004年，农业保险巨头安盟挺进中国腹地，但是。2005年1～7月，其全部保费收入仅77。7万元。

77。7万元，如果这是一位跨国公司在华高管的年薪，还勉强称得上体面，但这却是一家跨国公司——安盟保险中国（成都）公司2007年1～7月的全部收入。反观国内专业农险公司，如果没有高价策略，没有政府补贴，以及不做打擦边球的非农险业务，纯粹农险同样不容乐观。

2005年，保监会建立了保单持有人的最后安全网。

这一年1月1日，保险行业实施《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为一般的保单持有人提供最低的赔款安全保障。长期以来隐含的国家信用——“金融机构破产，国家财政兜底”——在保险行业被打破，尽管国有公司仍然可以拿它说事。不过，这也给部分代理人另外一个误导的幻觉：保险公司不会破产，即使破产了，还有国家保险保障基金负责。其实，保险保障基金只是提供有限度的保护，绝非幻想中的全部。

除了保险保障基金制度，2005年9月底，保监会发布了《人身保险内含价值报告编制指引》，将“内含价值”这个洋概念请进中国，希望改变“保费论英雄”的野蛮生长。

这一年，三大国有公司几乎同时换帅。

先行告别的是王宪章，实现中国人寿上市鱼跃之后，王宪章可谓功成身退，与更为年轻的杨超交接权杖。之后，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下海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接任董事长一职，总经理由原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林帆继任；中国再保险集团总经理戴凤举退休离职，其职位由原保监会财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接手。

多名监管官员“下海”，也成为当年业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冯晓增任期中，香港上市的中保国际业绩超过预期，股价亦创造上市以来的高点；而刘京生则上下腾挪，为中再引入汇金巨资立下汗马功劳。不过，这亦埋下新股东和高管冲突的伏笔，致使刘京生的职业生涯横遭挫折。

这一年A股市场和企业年金两个新业务都对保险打开了大门。

2005年2月16日，华泰财产保险在股市投下第一单。随后太平、泰康、新华、平安、中国人寿等多家公司鱼贯而入，响应号召，纷纷下单。

伴随证券市场的好转，直接投资股票带来巨大的收益。2005年保险行业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上升为3。6％，其中，2005年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达6％，其中最好的股票投资收益率近20％。

这年8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期待已久的企业年金管理机构的名单，太平养老和平安养老获得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双资格。不过，由于国内税收优惠难落实，仿美国401A计划的企业年金征途漫漫。

新制度让上海、深圳等地的地方企业年金走到尽头，而失于监督的前者，更是诱发了一个惊天的社保大案。

2006年中国再保险市场全面开放；此前一年，再保险市场暗流涌动。这一年11月10日，逡巡于中国门外多年的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伦敦劳合社成立一家再保险公司的计划获得批准。

伦敦劳合社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它从一家名为劳埃德的咖啡馆演变而来的，1871年经议会通过法案，劳合社才正式成为一个社团组织。这是劳合社的最为奇特之处，它不是一家公司，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保险市场，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相似，但只向其成员提供交易场所和有关的服务，本身并不承保业务。

历史上，劳合社设计了第一张盗窃保险单，为第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