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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起飞——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中国已开始成为服装、制鞋、塑料制品、玩具和电子配件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

来到家门口的外资，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了学习和模仿的便利，过去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中国人首次可以全面接触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经验，并进行基于中国现实的借鉴、模仿和复制。

价格的松绑、市场管制的放松，外资和本土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一直受到政策保护的国有企业大量亏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被迫在1990年代中期全面启动了国企产权改革，虽然这一改革的过程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巨大争议和社会分裂，但最终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从数十万家减少到不足一万家，国有资本大量退出竞争性行业，使得社会资源不再被缺乏竞争力的国企毫无价值地消耗，众多私营企业得以支配远较过去丰富的资源，获得了远较过去广阔的成长空间。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进一步对内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同等强烈。2001年，中国结束了漫长艰苦的谈判，加入了WTO。6年以来，中国逐步兑现当年的入世承诺：制造业已全部对外开放；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我国已开放了100多个，开放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的开放也在按预定的时间表顺利推进。

与日本、韩国的同等发展阶段相比，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高于日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日韩现在还要开放得多。

开放的中国（3）

改革打破了中国僵化的计划体制，使市场竞争成为可能，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得以释放。而开放则给中国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也使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就置身于国际竞争中。因为中国开放了，因为中国有了市场经济，也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完全参与了全球产业转移过程，全球化的进程因中国因素而加速。

2001年后，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地。1980年，中国的出口额仅为数十亿美元，2000年超过2000亿美元，到2006年已上升为9700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

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背后，更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作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仅是潜在的市场，仅有少数的高端人群可以消费他们的产品。相当长时间里，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各执一端——弱小的中国企业做农村市场做低端，而跨国公司专注于沿海城市的中高端，低端产品领域内中国企业间残酷的价格厮杀并未波及后者。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饱和，爆炸性增长的过去，中国市场的竞争也开始进入白热化的阶段，跨国公司发觉他们在中高端领域受到中国企业的挑战。

低端领域残酷的价格战迫使活下来的企业选择往更高端突破。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中国企业开始了成本创新——不再是简单地低成本生产服装、鞋帽等低端产品，而是进入了附加值更高的领域，用低成本生产高科技的、个性化的或专业化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等。同时，在传统行业内，中国企业快速从生产向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扩张。

正日益扁平的世界为中国的先行者提供了外部技术的支持，中国人开始尝试创造性地将新技术与中国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他们进入力所能及的所有领域，尝试提供新产品，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性价比，为普通消费者大量提供不那么精致、但足够实用的最新高科技产品或专业产品。

这样的中国故事在各个产业领域内一再上演，提供给全球消费者的经济价值方程式已经被中国竞争者以成本创新的方式改写。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他们发动的成本革命让所有人都被压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生存，此时，他们已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新的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龙在敲门（1）

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球败北。——松下电器，2002年

比较优势

几项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比较优势，使中国不但从这次的全球化浪潮中获益非浅，并成为它的驱动力。

第一，中国拥有比世界大多数地方更便宜的大量研发人才。理解中国经济，已成老生常谈的一个前提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但人们过多关注传统上聚集在生产线上制造业的劳工，而忽略了中国具有大量低成本的研发人员，这使得中国企业在许多应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