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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难以长久。可以看到，由于资源存在稀缺性等问题，建立世界政府的设想至少在短期内尚不可行。

第二种选择，由霸权国家来提供。历史上，许多霸权国家担当了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作用。例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英国、20世纪40～60年代的美国，甚至一度出现了“霸权稳定论”。

但是，霸权国家的地位并非总能够保持不变，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份额也可能会越来越小，对其他国家的控制、监督能力也可能会逐渐弱化。随着其霸权地位的降低，它们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也会逐渐减少。它们一方面不愿供给，另一方面也无力供给。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奈（Nye，Joseph）所指出的，“诸多的跨国性问题──如金融流通、艾滋病的传播或全球气候变暖──只有在许多国家的共同合作下，才能够加以解决。在那些只有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才能取得美国想要得到的结果的领域，我们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

第三种选择，由国际组织来提供。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大量国际组织，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共同为全球或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融资。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国际组织的维持主要是依靠国家间的合作，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有限。它们不能征税，不能侵犯国家主权，其经费主要依靠民族国家缴纳的会费和各种捐献。国际组织即便有提供全球或国际公共产品的动力，也可能会面临资金不足。

还有一种选择，由国家集团或者利益集团来提供。奥尔森曾提出“选择性激励”方法促进利益集团的形成。人们在消费公共产品的同时，更多的是需要私人物品。如果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活动联系起来，就可能促进公共产品的提供。

例如，国际贸易活动发生在国家之间，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各国在签订国际贸易协定时，就可以将有关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条款放入其中，形成一揽子协议。将公共产品提供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活动联系起来，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当然，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也要遵循收益能够弥补成本的基本原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问题越来越多，在世界（或全球）政府不存在、也不可行的条件下，全球公共产品主要依靠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要得到充足、有效的供给，必须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议、契约、选择性激励等手段促进合作。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可以采取不同的融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国家为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的激励，保证全球公共产品得到充足、及时的提供。

气候变化的四大后果（1）

气候变化本身是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在自然科学界仍有很多争议，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研究机构认为，全球气候的变化不过是地球自身冷暖周期转换的结果，与人类自身活动无关。也有人认为，人类活动不足以改变大气环境；更有一些人指出，1850年，世界人口是10亿，今天则约为70亿，是160年前人口的7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850年的270ppm上升到现在的380ppm。与此相比，人类的经济总量、工业化程度、工业规模增长的速度更快，可能几十倍、几百倍于160年前。由此可见，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与人类工业化活动似乎不成正比，试图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来改变气候变暖趋势似乎很难让人信服。

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科学家给出很令人信服的解释。倒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浅显易懂，我在几次会议上听过他的解释。后来茅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详细的做了解释，他指出：在影响气候变暖的因素中，人类活动每年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确并不占举足轻重的比例。目前的估算结果表明，人类每年排入大气的CO2为280亿吨，是植被和土壤呼吸及海表交换排入大气的CO2平均自然通量（每年总量约为5500亿吨）的5％。可自然排放可通过植被光合作用和海洋吸收等自然过程抵消，所以，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海洋、陆地生态系统等自然源排入大气的大量CO2已通过光合作用和海洋吸收等自然过程清除，这几乎完全达到了平衡。但是，人类碳排放的积累破坏了这种平衡，大气中有越来越多的多余CO2的累积。科学研究认为，二氧化碳的平均生存期会长达500年，最后溶解到海水中会变成碳酸，或者被植物生长时吸收，变成植物本身的、固定的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