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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掘的成功刺激了他，他在寻思能不能有更大的发现，也在找寻一个理想的合作团队。１９２７年底，李济赴陕西作考古调查，受北伐战事影响，平汉铁路多处中断，只能从天津坐海船绕道大连、南京、上海，转溯长江去汉口，再走西北。首途大连，李济顺路拜访了退隐后的丁文江。他写道：那时他的太太有病；济瀛丁文江夫人史久元的侄女，后嫁给丁文江的胞弟丁文治。尚没结婚，与他们同住作伴。我进门时正看见她替姑父画地质图。与在君谈了数小时，我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一任大官的味道，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失意的气象。他仍是我在天津与他初见面的那个样子；想法子帮我完成旅行调查的计划；替我写了好些介绍信。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７页。船过南京，李济手持丁文江的介绍信去了新成立的大学院。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他谈得很投机，对他的田野调查也非常支持。李济有一个想法，想尽快摸清中国地下文物和遗址的家底。为此，他邀请了清华的同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梁思永，１９０４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同行，相约在开封会合。

梁思永的身份是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的研究生，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国实习。梁启超对儿子耳提面命，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写给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西阴村发掘，他说：“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１９２７年初，梁启超出席清华欢迎李济、袁复礼归来茶话会的当晚，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还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两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思永于是提前回国在清华担任助教，整理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出土的陶片，并以此准备毕业论文。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论文资料毕竟不是出于自己参与的田野发掘，他希望与李济一同外出，找到一处可供实践的发掘地。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5）

转眼就是１９２８年初，李济在开封焦急地等候迟迟未到的梁思永。１月２６日，李济写信给上海的胡适，请他将另附的一封信面交梁思永。李济在给梁的信中谈到，在汉口得知，襄河一带旅行“极危险”，来往商人需化装，且不能携带行李。本打算经鄂西去陕西的李济曾于１９２４年在鄂西做过体质人类学调查。，“据说：秦岭一带也是一个土匪窝。所以由长安入汉中现在不能做到。”信中没有明说此行的最后目的地，想必是形势复杂，许多因素难以估计。信中谈及有一个机会，冯玉祥打算派人从开封西去敦煌、南到叙州去照相，以作他的《十七年来国民军的纪念》一书的插图。照相的人有军队保护，李济因此有意“随这队人往甘肃走走”。从他托梁思永在上海代购“照壁画用”的照相器材推想，他当时还考虑去敦煌一带。信中还为梁思永的西行路费设想了几种方案，其中之一是已致信李仲揆（四光）“请他替我筹两佰圆与你”。不知什么原因，梁思永根本没去上海，当然也就没能见到这封信，未能与李济结伴而行。李济的调查计划也就半途而废。

留学美国时的梁思永。（梁柏有提供）

１９２８年８月，梁思永返美，继续完成哈佛的学业，他依据对李济西阴村发掘物研究完成的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His�Yin　Tsun，Shansi，China。，于１９３０年正式出版。他也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１９２８年，史语所在广州甫一成立，当务之急是“新其工具，益其观念”，“扩张研究的材料”，重建古史。傅斯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