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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也许安阳发掘是最好的选择。他认为：“就殷墟论，吾等已确知其年代，同时并知其地铜器石器兼出。年来国内发掘古代地方，每不能确定时代，如安特生、李济诸君所作，虽生绝大之学术问题，而标年之基本工作，仍不免于猜度。如将此年代确知之墟中所出器物，为之审定，则其他陶片杂器，可以比较而得其先后，是殷墟知识不啻为其他古墟知识作度量也。”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于是１９２８年８月，他派史语所编辑员董作宾董作宾（１８９５—１９６３），河南南阳人。自学，后北大旁听生，１９２４年，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攻民俗学。毕业后曾在中山大学任教。１９２８年入中研院史语所。前往安阳小屯调查殷墟情况。

董作宾赶到安阳，他找到在开封上学时的老友、河南省立十一中校长张天骥，说明此行目的。张告诉董作宾，三年前，他曾带学生到小屯做过调查，村北洹河岸边的农田里有字骨片已很少见，如掘地一尺，还可见到很多无字甲骨碎片。董作宾在好友徐静轩的陪同下去到小屯村，花十个铜元雇一女童当向导，找到村东北洹水西岸的一个沙丘，果然看到一个连着一个新挖的土坑。他亲眼看到很多新出土的甲骨后，立即断定此地并非罗振玉所说的“宝藏已空”，而是“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写信呼吁中研院，“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１期，１９２９年。。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6）

中研院总办事处赞同董作宾的报告，授命史语所负责殷墟发掘。董作宾代表中研院来到开封与河南省政府交涉，河南派出张锡晋、郭宝钧等人参与其事。他们共同制定了周密的发掘计划，然后去到安阳，驻扎在小屯村附近的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此次发掘机构的名称是“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中研院拨款一千元作为发掘经费，委托董作宾全权负责。

在１０月１３日的晨光中，一群民工挥动了镢头，工地划为三个区，一区在村东北洹水边沙丘上，二区在村北地，三区在小屯村中部。依据“轮廓求法”开展发掘，人员分为四组。所谓“轮廓求法”，即假定某地为甲骨集中地，先在“周围打四坑以探求其轮廓”，然后再向中心挖掘。工作并不如意，一天下来，除了一堆堆的黄沙土，几乎没有什么发现。第二天，董作宾改用“集中求法”，即集中力量在地面多甲骨处挖掘，以图一次挖尽，共开挖六个探沟，仍无所获。

有人告诉董作宾，春天，北伐军在洹水上与当地军阀作战，贻误了农时，小屯的农民只得靠董作宾在书写甲骨文。（董敏提供）

挖甲骨卖钱维生。有些地方被轮番挖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发现，而村前韩姓宅院南侧大路旁，出过大批龟骨，但是只挖了几尺深。董作宾立即前往打探，果然发现了一些重要迹象。他调集所有力量在这一地点，亲自督战，收效依然甚微。他向傅斯年报告：“观以上情形，弟甚觉现在工作之无谓，不但每日获得之失望，使精神大受打击，且劳民伤财，亦大不值得。……试想发掘已三十六坑，而得甲骨文字者，不过六七处，且有仅此三数片者，有为发掘数四之残坑者，有把握者不及全工五分之一，岂敢大胆做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所档”。此处为“所档”：元字第２３号。

傅斯年眼光高远，自然不会为董作宾的情绪左右，他在回信中开导说：“连得两书一电，快愉无极，我们研究所弄到现在，只有我兄此一成绩……得一骨骼、得一骨场，此实宝贝，若所得一径尺有字大龟，乃未必是新知识也。此兄已可自解矣。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识。”所档：元字第２３号。傅斯年后来评论这次发掘，“董君试掘十余日，知其地甲骨文字之储藏大体已为私掘者所尽，所余多属四下冲积之片，然人骨兽骨陶片杂器出土甚多。如以中国历来玩骨董者之眼光论之，已不复可以收拾。然以近代考古学之观点论之，实尚为富于知识之地。”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

董作宾修习国学出身，优势在于文字，并不懂得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田野发掘非其所长。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