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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亚当？斯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富人做出了这样的辩护：

“无论富人多么天性自私，多么贪婪成性，尽管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去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填充他们的私欲，但实际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致一个并非富人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种理论发展到19世纪，更激变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作为生活林莽中猛虎的富人吞噬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连善行都成了违背社会生物进化法则的坏事（赫伯特？斯宾塞）。这种广受*主义者批判的观点，在今天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概念：

在我们这个崇拜成功和精英的社会中，经济的穷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紧密相连，这不仅仅是人的痛苦，而且贫困和默默无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在无尽欲望的驱使下，我们渴望成功，我们渴望成为名人、富人，渴望受到尊敬，于是就产生了无尽的焦虑，上演了无数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和笑剧。

有时候，仅仅是不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启蒙哲学家卢梭的教诲：财富和地位不仅仅是占有物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而是拥有我们渴望拥有的东西和感情。

这是因为，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从来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才有“欲壑难填”这个成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现时的拥有，就会无视我们物质的匮乏，变成精神上的富翁。

卢梭这种曾经让我们感动的思想，现在看上去，是那么的阿Q精神，那么具有“自我气魄”的可笑性质。

在今天这个商品高度发达的社会，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和千奇百怪的念头激发了我们无尽的欲望，让我们总是感到自己越来越穷，地位越来越低，受到的尊敬越来越少。在生活政治的食物链中，我们总想当那条最大的“鱼”。

意大利阴谋家马基雅维利的话听上去让人肝儿颤，但最为我们时代的精英奉为成功指引的不二法门：

“被人害怕，远比被人爱戴安全。爱戴，受感恩纽带的维系，但因为人总是极端自私，因此只要人们一有利己的机会，就会打破这种温情脉脉的纽带。但是，害怕，建立在对惩罚的恐惧上，面对惩罚的恐惧，永远是有效的！”

在这样的生活原则指引下，我们发现，当今的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中，越来越多的人不过是鞠躬和微笑抢钱的“强盗富翁”。

确实，我们战战兢兢的、努力挣扎的生活政治，自始至终都脱离不开“内在的自我”，也就是一种充满了渴望的个体认同。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种自我的个体认同，不再是一种形式的道德，而是对传统伦理的反叛和拒绝。这种内在自我满足感，脱离了对他人的关注，全然瓦解了道德的意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所言：

“考虑到传统的崩溃，‘我会成为什么’，必将会和‘我该怎样生活’交织在一起。”

异化时代的势利群氓心态

发达工业文明带来的最大的副产品，就是它不合理的合理性。在这个时代，浪费成为一种行为方式，破坏和摧毁成为生产的动力。人们，似乎都在为了消费而生活。豪宅、高级轿车、奢侈品、大而无当的厨房用具，似乎都成为人们生活的追求和动力。显而易见的是，在这样的时代，社会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个人，个人对社会的反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头人，马尔库塞是现代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一代宗师。他所概括出的“单向度的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象征之一。

所谓“单向度的人”，即是指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丧失了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沉溺于物质的舒适，不会去思考如何超越和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当代社会，发达的科技和工业，使得某种新型极权社会得以产生，人们心中固有的反抗、否定、批判的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完全被压制，社会，也自然成为“单向度”的社会。

从某种表面的现象看，无论是美国的黑人、东莞的工厂主、英国的金融家，还是曼谷的白领阶层，似乎都能拥有类似的生活，都能享受到汽车的便利，都能去“别处”去看风景旅游。乍看上去，昔日的高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的分界线几乎全部泯除——所有这些，都要拜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所赐。人们的全部私人空间，都被电视、电脑、电台、电影以及各种媒体软性地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