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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要居住七年才行），再穷也住不到公屋，大多挤在那些最破最烂的旧楼里，居住条件极差，如何再有心思考虑安全不安全。这次在观塘火灾中丧身的一名青年女子，数日前刚获准从内地移居香港与父母团聚。同样道理，中环、金钟一带办公大楼每平方英尺的月租低的五六十港元，高的过百，岂是小本经营的公司租得起？旧式商厦即使便宜许多，每月租金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逐年攀升。要那些小老板花钱改善安全设施，他们宁可搬到别的大楼里去。不能过于责怪香港人缺乏安全意识，也不能过于责怪他们只顾自己不管公共利益。真正失职的还是港英政府。那些旧楼内的危险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完全了解，但一直未采取有效措施去改进，去解决，对许多违法的行为也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只求不出事。政府可能也有难处，若要认真检查，严格依法行事，不仅人手不够，还可能推动旧楼租金大幅上升，使居住者负担更重，境况更差。本月初的观塘大火后，特区首长董建华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商订如何消除住宅火警的长短期措施，打算要求每幢私人住宅楼宇都成立管理组织加强防火。香港舆论对此普遍赞同，并指特区政府已吸取处理禽流感进退失据的教训，变得果断而有效起来。但这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如果香港楼价仍然高不可攀，下层民众的居住条件也就永远无望改善。而且，高楼价已使香港的商业经营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再加租不如关门结业”，成为许多中小业者的普遍心态。董建华年前当选特区首长时，就强调要把香港的楼价降下来；去年秋天他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时，正式提出今后数年每年要提供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以实现供求平衡。“八万五”的数字一提出，香港住宅市场立即就感受到压力。恰好那时亚洲金融风暴袭来，香港利率大幅跳升，股市暴跌，房地产市场一片凄风惨雨，楼价下挫二至三成，大有“硬着陆”的可能。于是，要求董建华取消“八万五”建房目标的呼声趁势而起。随着特区政府提交首份预算报告的日子临近，围绕“八万五”的争论反趋激烈。支持者认为多少年来高楼价已把香港老百姓害苦了，也日益损害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非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不可。反对者则指责董建华提出“八万五”是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如果香港的房地产业崩溃了，整个经济也将被拖垮，百业萧条，“济贫”变成“齐贫”。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想买楼而买不起的民众以及每月每年都要“捱贵租”的租客（包括本地商户和外国公司），当然希望楼价掉下来，至少不要再涨上去。反过来，地产商、房地产买卖的中介商、银行以及所有已买了楼的人，都希望楼价不断上涨，至少不要下跌。特别是已经靠银行抵押贷款买了住宅的中产阶级，看着楼价一天天跌下去，心中最不是味道。笔者到香港十年，楼价差不多升了十倍，许多人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现在楼市气候大变，投资变成蚀本，每月偿还银行的本息还因利率上升而相应增加，他们岂能不生怨言？但实际上，香港楼市这几个月虽然跌得四脚朝天，但平均楼价也只跌到一年多前的水平，也就是董建华誓言要压抑楼价时的状况。因此，特区政府目前可能做的至少是设法恢复楼市平稳，设法减轻中产阶级买楼还款的压力，而不可能取消“八万五”的目标，更不可能重新支持楼价上升。香港《信报》上署名任慧文的文章引起香港各方的关注。文章说香港五十年不变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变。不利香港繁荣稳定的东西，如高地价、高楼价政策就应改变，不能让港英时期形成的两个垄断（港府对批地的垄断以及大地产商对地产开价与定价的垄断）长期存在，“政府只为地产商和银行服务的现状要改变”，“在共渡难关中，香港垄断楼价的大地产商应有更大的承担”。房地产业本来是香港经济一大支柱，如果只知道压低楼价，不扶持其他新兴产业来支撑未来经济的发展，事情会更大，更难做。九八年是关键之年，很可能将决定香港未来的兴衰。

香港能成为中国的教育中心？

不久前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了二百五十名考生，但引来南北媒体高度关注的，却是它同时把十一名面试表现不佳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校方的理由是港大对申请人的成绩与面试表现同等重视，以免出现“高分低能”学生。一时间，内地的众多评论人士对香港大学的做法大加赞扬，更以此来反衬内地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就说：　“它让我们看到，应试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在素质教育体制下可能门都进不了。”香港大学是不是所谓“素质教育”的典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