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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书。为了这本书，我准备了十几年，这是对我研究美国十几年的一个总结。这本书写完后，我虽然还会继续关注美国政府政治，但以后不会写太多这方面的文字了。我会更多地写有关中国的东西。我现在越来越重视价值观，重视文化，重视政治哲学和人本哲学。

虽然我留学美国，又主要做美国研究，但是，从思维、价值观、文化上来讲，我受东方哲学，受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深。

像《论语》、《孟子》、《老子》、《中国通史》等，这些我都已经读过了，“四书五经”，我现在也在读。因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都是近两三年才开始重读。以前研究动向多，研究美国现实时间长后，慢慢就发现，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根子还是哲学，还是文化，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之间不一定冲突。但文明、价值观、文化确实是根本问题。人的区别，民族的区别，国家的区别，不是种族，不是物质，根本的不同还是价值观。这几年，我在这一点上的感触越来越深，所以，我在政治哲学、人本主义、人文哲学方面的涉足越来越多。

中国文化确实是和合文化。无论人和人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本国和各国之间，我们确实都是强调一个“和”字。“中庸之道”、“和谐”、“仁”等等，我们的文化哲学中突出强调的就是“和”。当然了，我们还是“和而不同”。不是说大家都完全一样，而是说不同的东西大家要和谐、合作。我觉得这是我们同基督教文化最大的差别。基督教文化是说非我族类的就是恶。布什、里根都用“邪恶”来说苏联、伊拉克等国。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基督教文化就是善、恶对立，是非对立的，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然而，世界上的事务是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不会一个人坏，就百分之百一切都坏；也不会一个人好，就高大全什么都好，没这种人，没有神，只有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我认为就是孔孟之道、儒家确立的，强调和谐、中庸。由此而向外扩展到人际关系、家庭、国家，以及社会和世界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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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6）

我这个人最大的偏好是喜欢自然，崇尚自然。自然是最美丽、最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我相信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初中时读《中国哲学史》，有很多地方没有读懂，但是这个我读懂了。中国这些传统文化我原先就受到影响，现在是更加相信，世界就应该“和”，人和自然界就应该“和”。我非常赞赏环境保护主义，我常想我退休了就做“自然之友”。这一点对我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形势比人强”，尊重世界潮流，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要顺应自然的力量。

很多学者好像都有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势，只是有的人明显，有的不明显。这就回到了“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这句话绝对正确。看东西方哲学，看各个时期的哲学，看东西方发展大势，我感觉中国的哲学最接近于自然。最有利于人类，最代表世界长期发展的趋势。它承认不同，强调不同东西的和谐共处。既然永远不可能消灭不同，那么就应该共处，所谓“和而不同”。“全球化”、“相互依赖”其实就是中国从先秦哲学中就讲的“世界大同”，包括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思想。世界全球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共产主义也是这个方向。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理论流派上的归感。不久之前我一直是现实主义者。现在也不能说不相信现实主义了，但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我，越来越重视国际体制、国际规则、多边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称之为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是不能完全按照一个理论来解释的，完全按照现实主义也不行，国际关系中确实也有不属于力量的，但完全靠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也不能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建构主义重视国际行为中文化的作用，也都是符合实际的。

1988年在美国时，我读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当时还是接受的，因为它的新现实主义归根结底还是现实主义，只是在继续坚持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结构的理论。新现实主义认为结构是力量的分布决定的，和现实主义没什么差别，承认有国际体系、国际结构；而经典现实主义甚至这点也不接受，只是强调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