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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到我身上，可能过去有80％到90％是相信现实主义这套认识和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现在，现实主义的这套理论的对我的影响就大大地减少了，恐怕只有50％了。现实主义的有些方面我还是接受，我还是用它来在观察、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但是，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社会文化这些在我的身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体现。尽管现实主义仍然是挺大的一部分，但是，概括我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更多指导我的思想认识的还是自由制度主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感兴趣的。我只对其中的几个理论比较认同，比如“相互依赖”，因为我看到世界各国之间更加相互依赖的现实。但是，对于依靠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来调节国际关系的说法我不相信。当时看到的那个时代和世界，主要还是受美国、苏联、中国等大国力量的影响。

其实，真正接受新制度主义是最近这十年，我看到国际制度（包括国际贸易组织）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

理论上有偏好，制度上的东西也有偏好，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世界了解越多，我越觉得现在的世界是这些制度、规则的东西大行其道。我在讲课写书中曾说，如果还要有什么国际体系，那就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体系，不是两极、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国际制度成为国际体系。我认为制度将会大行其道。制度是广泛的，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观念。我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违反国际制度，得不到国际制度的认可，即使有实力也是孤立的，会遭到多数国家反对的。我认为国际制度、多边合作、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未来。

此外，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我近几年的学习和思考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我比较赞同温特的建构主义，他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对长期的理所当然的一些结论重新反思。“存在决定意识”？温特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来挑战这个观点的。人是可以创造世界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进行反应。他的观点是：人是文化的，是可以建构的。比如，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建构的结果，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在自然界或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中，都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建构的，不是人客观上就存在的。它顺应了以人为本的潮流，它是关于人、强调人的，它使国家人格化。过去讲国家非人格化，好像国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战略的目标、内容。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更多地关注到个人。现在的安全理论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包括发展理论。建构主义里面充满了哲学，引入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我认为我理解他的东西非常容易，因为我这几年在政治哲学上的涉猎比较多，特别来到清华后，涉及政治哲学、文化的东西增多了。我重读了《论语》、《老子》、《孟子》，以及《理想国》、《君主论》，《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等等。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7）

以前泛泛地学过，不深，说实话也没太懂。现在，人的阅历、经历多了一点，读这些东西也容易懂。年轻时这些东西不容易懂，因为这些东西要结合对生活、对世界的经验阅历。我相信杨振宁那句话“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确实最后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在《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一书的前言中给国际关系下的定义是：国际关系是关于国际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强调后者，我认为国际关系主要不是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世界发展的变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国际体系，研究世界战争和平问题，远远超越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范畴，它是在探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方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如何看世界。国际关系是一种哲学。认识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只有两个学科在做研究，一个是哲学本身，一个是国际关系。

人到一定程度会变化，因为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变化。很多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转变。我的这个转变与中国的转变有关，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承认，也不介入这套国际体制，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会接受；中国这十年来开始逐渐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我作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也是如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