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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肯定苏青的文学创作水平与价值。张爱玲此言，不仅在当时为广受争议的苏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社会上兴起“张爱玲热”而连带起人们对苏青的关注。

苏青与张爱玲在社会、婚姻、妇女、家庭等问题上的见解不悖，许多问题彼此很能理解，但两人的创作风格与她俩的性格一样大相径庭。苏青的写作倒是符合“五四”以来重内容不重技巧的风尚，而张爱玲则十分注重技巧，并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苏青的作品畅销的程度不在张爱玲之下，但艺术成就则略逊于张爱玲。

张爱玲与苏青的私交不错，曾有记者专门安排她两人对谈社会、家庭问题；张爱玲也提到曾陪苏青到裁缝店里去试大衣，苏青的女儿还说苏青与张爱玲两人曾换穿衣服。但是张爱玲与苏青终未好过与炎樱的关系：胡兰成在与张爱玲交往前，与苏青交往比较密切。张爱玲与胡兰成好上后，有天晚上到苏青家去串门，撞见胡兰成正在苏青家里，颇生醋意。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苏青两人同因在沦陷区太过活跃、与日伪人员往来较多而受到社会的责难，可能是因为心境与环境的变化，就再未见她两人的交往。

解放初期，张爱玲借口到香港完成未竟的学业，离开大陆，后辗转漂洋远引，去了美国。直到终老，她的作品要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愿望也未能真正实现。晚年她选择了深居简出，远离社会，拒“张迷”于千里之外，最终一人死在一所公寓里。

苏青儿女心肠重，不肯离开上海。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还曾入狱提篮桥。晚年贫病交加，吐血而死。

“爬翁”启发他写小说：鲁迅与钱玄同

鲁迅与钱玄同是浙江籍同乡，一个是绍兴人，一个是吴兴人。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只是鲁迅早于钱玄同四年。1906年鲁迅第二次到日本时，钱玄同刚刚来到日本留学。1908年，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和钱玄同都拜章太炎为师，成了同窗好友，结下了志同道合的友谊。钱玄同性格活泼，他们在一起交谈时，说到激动处，钱玄同总是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因而鲁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爬翁”，可见他们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鲁迅回国后于1912年到*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佥事。他每天很轻松地处理完公务之后，无事可干。尤其是回到绍兴会馆的住处，更觉得心性寂寞。于是他就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有一天，钱玄同来绍兴会馆来看望学友鲁迅，见他正在抄录碑帖，就问他：“你抄这些碑帖做什么？”鲁迅回答说：“不做什么，消磨时间而已。”钱玄同当时刚刚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立时想到请鲁迅给杂志写点东西，就说：“你给《新青年》写点文章吧！”钱玄同的话引起了鲁迅的思考，沉默了一会儿，鲁迅突然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突然感到鲁迅在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说：“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样，在钱玄同的启示下，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由此而不可收，相继发表了十几篇小说，使得鲁迅成为新文学的领袖。后来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钱玄同与鲁迅并肩战斗，发表了很多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们观点一致，同仇敌忾，来往密切，意气相投，成为携手战斗的战友。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鲁迅在北大和北京女师大任教，与钱玄同成了同事。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和陈西滢的斗争中，鲁迅与钱玄同都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了名，他们步调一致的友谊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在“女师大风潮”过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他们则不像同在北平时经常联系了。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专事文艺创作和革命文艺运动。鲁迅的思想转变引起了钱玄同的不满，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产生隔膜。1929年6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时，在老师章太炎那里遇到钱玄同。这时他们已经话不投机，意气不投了。因为一句话两人竟然当着老师的面争得面红耳赤。不久之后，钱玄同到孔德学校去，见到鲁迅正在那里。两人见面，无话可谈，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