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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说，18世纪的德国有个神童，九个月会造佳句，一岁半能读《圣经》，三岁自学希腊语和拉丁语，结果四岁就死了。他身负的期望过大，人人都说将来他一定会在各个领域都创造非凡的成就。

得承认，这则小小的新闻吓到了我。不是因为这孩子短促的一生真的非同寻常，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一生遵循了一种熟悉的模式，一种那时我才意识到的模式。呃，这样说也不全对，以前我也有所察觉，知道有这么回事，却还没能感同身受。

如同每个生命一样，他的生命也可以图示出来：一条上升线到达顶峰，停在特定的节点，然后下降。各人生活只有坡度大小之别，比起绝大多数人，这孩子的更陡峭，下降也更迅速。我们都会成熟，都将受缚于无从规避的相同法则，屈从于数学的必然性。

那时我25岁，可以不去理会这个。现在我30岁，还年轻，我承认，可却感到双脚已经踩在了下坡路上。现在，我知道自己开始向下走了，不紧不慢地，却终将跌入自己人生曲线的底部。惯性会让走下坡路的男人加速下落，而他惟一的选择，只剩下要不要享受下落途中的景色了。

走下坡路的男人（4）

如今，妻子胸怀希望，期盼未来，但驱使我紧锁房门的冲动却让我对未来心怀恐惧。一前一后走在街上，她双肩向前，充满期待，我脚跟钉地，畏惧抵抗。她认为我有能力，对我充满期望，如同盼望一株沙漠里的干旱植物，会在渴望奇迹的注视之下开出花来。她相信我可以选择，可以成就她的期望。但我所想要的，只是保持平衡。

海伦和艾弗瑞特的家灯火通明，光亮直透过方正的窗户。我停下车。显然，妻子决定要和我出双入对，要像原子般亲密。她挽起我的胳膊。男女主人在门口迎接我们。海伦和维多莉亚亲了亲，艾弗瑞特却不信任我，大大咧咧地紧紧握了握我的手，像是在说大过节的，就原谅了你吧。他们领我们进了客厅，出乎意料，里面已经到处是人了，坐着的，喝酒的，地毯上还有几个半躺着，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陌生脸孔在眼前游荡，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醉了。都是些年轻人，也都是公务员，跟我妻子一样。

我瞄见霍华德背靠墙站在角落，炫耀着浓密厚实的络腮胡。体格上我们截然不同，他高高瘦瘦的，这让我无法想象，维多莉亚在他怀里是什么样子。一想到她居然会换口味、不再痴心我这种体型，我便再也无法想象下去了。我认为自己像熊一样，让人想抱抱。我猜，跟霍华德*一定相当激烈且有活力。

有个不认识的人递上一杯酒，我接下来。不对，只是聚会的开胃酒，加了丁香的果子酒，不过我还是乖乖喝了。维多莉亚走开了，我自由了，可以去找更合自己口味的酒。我在厨房里找到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自己倒了浓浓的一小杯，先尝尝味道。这才是酒呢，我讨厌遮遮掩掩、调过味的东西。我拿着杯子回到客厅。

一个长相俊俏、主妇一样的年轻女子凑到我身边。她是那种影子般在聚会穿梭、安抚迟到客人的女人。我们随意聊起聚会，觉得很不错，也赞许了主人。她说自己叫安，是律师，我说自己是船舶设计师。她问我，船舶设计师该到海边工作，我在草原能干什么。这可不是个简单问题，我对船舶设计一无所知，编都编不出他们能在草原上做什么。

“观察。”我只好含糊地说道。

她好奇地看看我，然后去找在聚会上沾花惹草的丈夫去了。几分钟后，我觉得他们肯定在议论我，于是我溜回厨房，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海伦看到我在厨房。她在找橄榄。

“埃德，”她问，“你有没有看见一罐子橄榄？”她比划给我看罐子有多大。有人打开了音响，我感到地板在轻微震动，人们在客厅跳起舞来。

“没，”我回答，“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喝多了。”我坦白道。

海伦犹疑地看着我。其实，海伦和艾弗瑞特并不赞成喝酒，所以才用苹果酒待客。她勉强笑笑，不问我橄榄了，却谈起工作的事，“工作找得怎么样？”她一边客气地问，一边在冰箱里翻找。

“还没找到。”

“艾弗瑞特和我都在为你打听呢，”她说，“我们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你。”说完她拿起一罐腌黄瓜冲出了厨房。

“嗨，你这蠢女人！”我叫起来，“那不是橄榄，是腌黄瓜！”

我摇晃着走回客厅。音响放着华尔兹，我妻子和霍华德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安静缓慢地旋转。我注意到霍华德已经把腿伸到我妻子大腿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