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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了一大口酒，欣赏着他们。他们还挺般配。我举杯向他们致意，他们却没看见。我厌世的样子与骑士的风度，算是白摆给他们看了。

走下坡路的男人（5）

我的左边，一男一女在谈论智利和智利难民。看来她负责难民事务，工作上有些棘手的事。难民因为政治宿怨而分裂，不愿学英语，有一个没有有效驾照还总要开车。两个人的声音真切尖利，在我耳边分分合合。我看着妻子，正被娴熟地引领着，滑步、转身、转身、滑步。她的头上是霍华德的脸，面具般漠然的表情下暗涌波涛。

沙发上方的壁钟显示现在才10点，还有两小时才进入新年，但时间马上就过得快起来，因为我有幸卷入了一场政治辩论。我不懂什么政治，但我的对手也不懂。我总是发现，激烈辩论有赖于辩手的无知，辩论的人越无知，辩论就越激烈。这场辩论一下便激烈起来。有人马上便指责我是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毫不客观的论断让我很开心。我站在那儿，眉开眼笑，腿扭来扭去。时不时，我回到厨房把杯子加满，他们跟在我身后，激动地叫嚷着种种数据和类比事例。

直到12点我才意识到，我这场表演引起了多深的敌意。一个女人真地恨起我来，拒绝了我友好的新年之吻。我辩解说，政治分歧不该妨碍博爱行为。

“你这些愚蠢自负的个人主义肯定是从艾茵·兰德　那儿学的吧！”她脱口而出。

“谁？”

“作家艾茵·兰德。”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家公司呢。”我说。

她叫我讨厌鬼，然后得意地走开了。即使我喝得醉醺醺的，也知道附近的人都同意她对我并不友好的评判。我发现自己在高声讲话、情绪激昂地为自己辨白。海伦穿过客厅，向我走来。她拉住我的胳膊肘。

“埃德，”她说，“你有点喝多了。厨房里有咖啡。”

我由着她把我拉走。海伦给我倒杯咖啡，安顿我在早餐台旁坐下。我真觉得懊悔不已，羞愧难堪。

“喂，海伦，”我说，“真对不起，我喝太多了，得回去了。你能不能告诉维多莉亚一声，我准备走了？”

“维多莉亚出去买冰淇淋了。”她说得挺不自然。

“她怎么可能去买冰淇淋呢？她不开车的。”

“她和霍华德一起去的。”

“噢……好吧，我等等。”

海伦丢下我，让我独自反省自己的罪责，我却没有。我在想着维多莉亚和霍华德所犯的罪。我摸摸头，想摸摸刚刚戴上的这顶绿帽子，这个玩笑不好笑。我站起来，又喝了一杯酒提提神，找到大衣和靴子，到外面去等那对年轻情侣。雪还在下，纷纷扬扬，模模糊糊。新年给我们的见面礼是一场暴风雪。

我没等多久。有一辆车小心地沿街开过来，大灯闪着光，停在对面的路旁。我听见车门一响，还有笑声。霍华德和维多莉亚轻快地跑过街道。他好像在追她，她兴高采烈的尖叫给了我这种感觉。他们走上人行道，没有注意到我。我感觉自己站在那里的样子，一定纹丝不动、杀气腾腾。

“嗨，豪威！”我说，“你好啊？”

“埃德！”霍华德停下来，草草地向我点点头。

“我们去买冰淇淋了。”维多莉亚解释道。她举起袋子当作证据。

“是这样吗，豪威？”我问道，转向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这样做究竟是想让这个讨厌的霍华德难堪，还是因为我自己吃醋了，可能两方面都有点。

“我的名字是霍华德，埃德。”

“我的名字是爱德华，霍华德。”

霍华德咳了咳，搓搓脚。他的笑容很模糊。

“好了，埃德，”他说，“你怎么了？”　。。

走下坡路的男人（6）

“怎么了？豪威，她是我妻子，有外遇了。我现在对你满是敌意。对了，你不是心理学家么，我的敌意可以怎么解决？”

霍华德耸耸肩，愤怒扭曲了脸上僵硬的笑容。

“没办法？对了，我有处方！要是我敲敲你的脑袋，肯定会好很多，蠢货！”我说。然后我开始干起了蠢事，在这种天气里脱起大衣来。

“别这样！”维多莉亚说。“埃德，打住！”

受到这样的暴力威胁，霍华德挺直了身子，夜色中他看上去好像更高了，像个保护孩子的家长。他的说话低沉了，音高直落了好几度。“我会处理的，维多莉亚！”他粗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