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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与昭子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据曾跟踪报道田中活动十数年的原时事通信社记者增山荣太郎回忆：

王者背后的“女王”（2）

在政调会长的传达室里，有一位妙龄苗条、飒爽英姿的女性，那就是昭小姐。她气场颇强，很快就跟记者们混得很熟，常邀请我们“去喝酒吧”，然后就带我们去新桥的一间酒吧，对店里的女招待说“对这些先生们好一些”，宛如大姐大。在店里，有时还陪我们跳舞，那舞跳得可真地道。

角荣身边除了数名秘书外，还有党内众多的“田中派”青年国会议员左右相伴。包括小泽一郎在内的今天尚健在的一些政坛大佬，都习惯管昭子叫“妈妈桑”或“姐姐”。一位当时负责编辑越山会机关刊物《月刊越山》的田中事务所工作人员回忆说，每到选举阶段，昭子跟什么人谈话时，时常会以很大的声音说：“需要几个亿？”“明白了，我来收集。”然后就见东京佐川急便的老板渡边广康到事务所来，跟昭子磋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角荣习惯一大早在宅邸会客，大约上午十点左右来事务所。出发时，目白（即田中宅邸）方面会打来电话，告知“先生现在已经出去了”。这时，昭子会从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一面镜子，然后对镜整理一番头发。平时，偶尔也会对周围的人半嗔怪、半炫耀地说：“我不在，老爷子什么都动不了的……”令人感到即使是独挡一面的女中豪杰，骨子里也还是个如水的女人。

1972年6月，田中出版《日本列岛改造论》，引起地震般的反响。一个月后，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以绝对优势击败宿敌福田赳夫，登上首相的宝座，这也是角荣和昭子的鼎盛期。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的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推出两篇重磅调查报告，一篇是著名政治记者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另一篇是儿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会女王——另一种田中角荣论》。前者严肃、深度，以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揭开了田中政治“现金流”的盖子，广为人知，作者也一跃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与前者相比，后者则使出小报娱记的解数，将矛头对准昭子，旨在披露政治幕后的丑闻和八卦。儿玉在报道中如此描绘道：

佐藤昭，四十六岁，一个有着像男人一样的名字的女人。她坐在背朝窗子的桌前，仅凭给自治省①的报告，便举重若轻地运作年约二十亿日元的政治献金（以越山会为主体的田中派1972年度政治献金的总额）。虽说需仰仗其主子田中角荣的指示，但她无疑有相当的裁量权。可以说，了解资金的进项与出项之全貌者，非她莫属。她被麇集在权力周围的人们称作“佐藤妈妈”或“妈妈”，正是与田中角荣的权力互为表里的存在。

令昭子最难堪的是，儿玉的报道披露了其此前鲜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两度婚姻外，还有成为角荣秘书前，其在新桥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的经历。她在角荣去世后的翌年，为《新潮45》杂志撰写的一篇题为《我的〈田中角荣日记〉》的文章中写道：

那个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悲愤到了极点……干脆说吧，被曝光的过去，是我在新桥打工的经历。对我来说，那件事是人生的羞耻。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儿玉的报道无视日本新闻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说事的不成文行规，基本属于“狗仔”行为。正是在某种极度的恐惧、羞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为“昭子”，受伤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儿玉报道出笼后，昭子的爱女敦子遂成了小报和周刊杂志的记者们追猎的目标，连上学的路上都会遭到围堵。也许是出于一丝恻隐之心，报道本身虽然未碰其女之事，但丑闻的发酵效应客观上还是把敦子变成了牺牲品。敦子虽然出生于昭子与第二任丈夫婚内，实际上却是昭子与角荣的孩子。对此，昭子后来承认：

王者背后的“女王”（3）

当我想要孩子的时候，与丈夫的关系已完全破裂了……孑然一身的我，无论如何想要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女儿的诞生，是我无上幸福的瞬间……将来也没有向某政治家（指角荣）求得认知的打算。即使对方自己要认亲，我也会拒绝。无论户籍上如何，女儿是在管田中叫“爹爹”、“老爹”的声声呼唤中长大的。田中也很喜欢女儿。

1972年，就在田中当首相已成定局的时候，其身边两位新闻界出身的秘书麓邦明和早坂茂三出于对其政治前途的考虑，曾向角荣进言辞退昭子。田中自己也明白秘书们唯恐日后媒体拿昭子做文章的良苦用心。但考虑了几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