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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建成,耗资50万两白银。到了1923年,杨树浦电厂总设备容量达到了万千瓦,年发电量亿度,资产总额达到了万两,成为远东最大的发电厂,规模相当于英国第六,而且,在发电成本方面压倒了所有的英国电厂,位居世界第一。
可以说,工部局建设管理的这家国有企业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是当时国际上屈指可数的既大又强的企业之一。而电力产业的发达当然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成功的国企,也不能压倒经济规律,这家国企最终的命运还是通过出售实现了私有化改制。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2)
所谓的经济规律就是,国企存在着结构性的无法解决的弊端。假如管理者出色,也许矛盾的形式缓和一些;如果管理者低能,则问题暴露得更快。但无论怎样,在开放的市场中,除非有额外的补贴,或者把市场封闭,禁止其他经营者进入,否则国企无法独立生存。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谓成功国企,必然都以某种市场封闭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条规律,古今中外,一律适用。
对工部局直接管理企业这种形式,租界纳税人中一直存在争议。在工部局的管理下,电气处虽然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但始终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由于政府管理企业的固有规律,企业的管理缺乏自主权和灵活性。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工部局要对电厂进行投资,为此而发行的债券成了工部局沉重的财政负担,历年发行的电力债券占所有债券的大半,影响了其他债券的发行。
1899年,工部局开始考虑出售电气处,这就是电气处改制问题。反对者的意见很强烈。反对者认为,应该保持工部局对电气事业的控制,以降低居民的经济负担。同时,投资涉及公债,债务关系复杂,不容易彻底清理,购买公债和没有购买公债的居民在使用电力上是否应有不同的待遇等等,也是棘手的问题。
但是,反对者也主张通过某种办法增加企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为此,曾经设立过专门的公司和委员会,试图将电气处作为一家大型生产企业来管理,以增强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像所有的国企改革一样,除了改制以外的种种替代性办法都不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一个管理方法问题,但这实际上是和独立产权、市场主体地位直接相联系的。产权是自由交易、企业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没有能够发挥同样作用的其他办法。发展市场经济,明晰产权是绕不过去的关键环节。虽然当时的经济学还不能深入论证这个问题,但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却挥之不去。
经过多年讨论,最终,1929年,工部局董事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坚持出售了电气处。电气处在这一年的8月以8100万两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
现在无从了解当时作出决定的工部局董事们的心理活动,想必有人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背负着财政负担,面对纳税人会议的严格监督,自己又不能得到所有收益,这时,经营管理一个企业可不是什么美差。把企业卖出去无异于卸掉了一个包袱。
那么,当初那些反对改制的人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电气事业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实行私有化是不是会让普通市民利益受损呢?
1929年以后,上海依然保持了远东最大、最具活力的城市的地位,这一事实应该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不过,在20世纪后半期,上海经历了经济活力逐渐萎缩的过程。在上海重新获得这种最宝贵的发展活力的今天,至今仍然是上海最重要发电厂的杨树浦电厂的百年历程也许包含着值得深究的历史意义。
凭什么说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
1930年前后,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看到这样的数据,估计不会有人再说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慈善心的人群了。中国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群的慈善心更少。慈善机构的这种发展规模,恐怕在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3)
抨击中国人自私冷漠、缺乏道德、缺乏慈善之心,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并且,批评者往往把许多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都归结到这里,得出一个看上去很深刻的结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没有终极关怀,于是也就不愿牺牲现实利益去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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