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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完成了公书的私人化和尺牍由贵族向平民的发展。明代被人们称为尺牍的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既有关注时政、针砭世事的淋漓之笔，又有论及学术、探究艺事、怡情山水、寄托情思的性灵之作，所涉猎的范畴极为广博，兼及历史、文学、哲学、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如王世贞、屠隆、归有光、李贽、袁宏道、陈继儒、徐渭、汤显祖等人，都可谓文风迥异的尺牍大家。像为人所熟悉的《玉茗堂尺牍》，就是汤显祖的尺牍专集。清代秉承了明代的尺牍风格，有钱谦益、顾炎武、洪亮吉、吴锡麒、袁枚、李渔、俞樾这样大家的作品。清代中叶以后，开启了家书的兴盛，例如最为今天读者追捧的《板桥家书》和《曾国藩家书》等，这种家书中阐述的训诫已远远超出家庭的范围，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八年抗战，大后方与沦陷区音信阻隔的艰难，一封能够知悉骨肉亲人生死存亡的家书，其价值又何止万金？前时接到南京卞孝萱先生的书札，提及他在抗战期间曾函请邵祖平教授为母亲做寿赋诗，此函经一年时间辗转万里竟未失落，邵教授接到信时卞先生高堂的寿诞之期早已过了。于是回信中才有了“缄书秦蜀惊遥远，万里云飞一鸿”的感叹。其实抗战期间这样的事例很多。更遑论古代通讯不发达，即使在平时，云山睽隔，借寸楮以报平安也不容易，一封书信可以上清末开办邮政之前的信柬，信封左上角的“酒资例付”即是邮资已付的凭证纾父母之远念，下慰儿女之孺慕，鱼鸿尺素也就成了维系人们思想情感交流的唯一介质。说到情，书信尺牍中最能够表达各式各样的情，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柔情、豪情、闲情，等等，于是尺牍书信也就成为这种情感宣泄的载体。尺牍书信也不仅仅作用于异地的音信互通，即使是近在咫尺，有时也能传布不便于交谈中直接表达流露的感情和语言。

尺牍与文章的区别大致在于前者是写给特定对象阅读的，而后者是写给大众看的。旧式文人的书札互往，除去礼节之外，还有一种情调，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底蕴形成的情致。尺牍虽只言片语，也可见其心绪与忧患，人情冷暖也隐含其中。以诗词代书的形式也是中国尺牍常见的体裁，例如广为后人传颂的李商隐《夜雨寄北》，顾贞观《金缕曲》等，都是情真意切、极为感人的诗词尺牍。明清以来还有大量的书札尺牍论及学术，直抒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见解，成为治学论艺文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明代董其昌关于书画方面的论述，就多见于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之中。清末缪荃孙的《艺风堂友朋书札》，收录了当时著名学者一百五十七人的数百通论学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则容纳了极为丰富的版本学资料。因此可以说，历代尺牍的内容之中，绝对不止于音信传递、事务往还、道德训诫等，我们可以从尺牍中了解世情实事、学术动态、掌故轶闻等诸多信息，搜寻到前人生活最可靠最真实的轨迹。

温馨的彩笺（4）

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体的尺牍别开生面，将这一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赋予更多的文学色彩，例如胡适、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的书札言简意赅，极富当时的时代气息，少了几分旧时的繁文俗套，多了几许新的思想和真情。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人书札，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还有著名的傅雷家书，虽然是写于思想受到禁锢的年代，然而透过父母对子女的谆谆嘱咐和无尽关爱，展现出的却是写作者自身博大丰富、细腻深邃的感情和思想境界。

书牍之美，在于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可以任意挥洒，可以倾诉己所欲言。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情感的宣泄。六十年代末，我在北疆大漠，偶尔收到远方亲人和挚友的来信，当时那种兴奋、感动和快乐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天涯咫尺，似乎一下子缩短了距离。近些年来，每逢春节，总会收到不少贺卡，虽然用料奢华，印制考究，终不及在元旦时收到几封贺年的彩笺来得高兴。那笺纸是精心挑选的齐白石人物画，憨态可掬，生动传神；抑或是浅红色的云笺，也给人一种温馨与和煦之感，写上几句不落俗套的寄语，着实增添了些许年意。

在我保留的信札之中，有数通上海金云臻先生寄给我的诗札。金先生是满族贵胄，后半生一直寓居上海，我们虽然书信来往很长时间，但从未谋面。1987年我去上海，才与老先生见面，那时我住在上海文联的美丽园，每天下午总与他相约园中茶室，品茗清谈，甚为愉悦。我回来后，老人常常来信，并有诗札附于函中。一些日常琐屑细事，诸如他赴真茹（上海郊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