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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必须及时处理。清末洋务日渐增多，每逢春节，洋人也来凑趣，依中国之礼俗走访一些负责洋务政要的宅第，这种“洋拜年”大约始于正月初二，奕、王文韶、那桐的日记中都记载了初二一天接见外国使节的内容。此外，大年初一入宫领回来的“福”字也不是白领的，第二天就要具专折谢恩。如此繁忙的事务，过年兴致也会被冲淡了许多。

清代至民国时期，凡治家较严的士大夫之家是严禁博彩的，但春节期间是特例，一般自除夕至正月里是可以开禁的，还记得我家的截止时间是正月十五。在此之前，宅中女眷是可以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的，有些小输赢，只博一乐。但是男人很少参与，因此我家几代男性至今都不会打牌。在此期间，家中佣人也开禁，可以推个牌九，打个索胡，也仅限于正月十五日之前罢了。

难得浮生半日闲，在柏酒生香、桃符换岁的热闹氛围中，旧时文人也有自己的偏安一隅，书斋中是宁静的，但这种宁静却又笼罩在节日的氤氲之中。案头摆放上香椽、佛手，发出淡淡的清香；瓶中插上几枝腊梅、绿萼，增添几分春意；几上置几盒水仙，平添清供的婀娜。幽香、冷香，透发着一元肇始的春消息，又是何等的越艳宜人。水仙除了选择福建漳州一带的品种如蟹爪花头并进行精细的镂雕之外，培植中不能使用泥土，以取其高洁清雅，而所选用的花器还要与书房的布置浑然一体，力求素雅。现在的盛水仙的钵盆盘盏多用青花，其实旧时多选天青、梅子青之类的青瓷。花根部的石子铺垫也有许多讲究，起码清代和民国时期是以松花江底的石子为上乘，即使是南方的仕宦之家，也不用雨花石子的。

民国以来，有些晚清文人士大夫寓居上海或天津的租界之中，但旧时的年俗却没有太大改变，只是稍加改良，比如祭神的“天地桌”和祭祖的供案放置于花园洋房一层大客厅，而书斋多在楼上一间有护墙板的居室，壁炉上也是摆放着红梅或水仙，虽然建筑格局有异，但过年的方式却依然故我，没有太大的变化。

春在闲情雅趣中（3）

听着窗外的爆竹声，大可在房斋中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元旦为一年之始，中国文人有一种新春开笔的习惯，所谓开笔，并不一定是启用一支新笔，但是却一定以白芨水研调朱墨，首先在彩笺或花笺上写下“大吉”或“新岁大吉”、“万事如意”、“新春试笔”之类的吉祥语，然后尽可恣意书画，无论是拟赋新诗，还是致函友朋，新岁之际总会别有情趣。今年（己丑，2009年）正月初四，忽然接到上海送来的快递。打开一看，是陆灏先生新正所绘的朱墨罗汉，临的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作品，线条勾勒十分流畅，附言中说是他在大年初一的临写，也是新春试笔。再或把玩书籍古董、考订著录，都是闹中取静的另类闲适。我看过几本翁覃溪考订的晋唐小楷碑帖，用朱笔阅批评注，分明注上某年新正或元日，可以想见他在春节岁时的悠闲心态。

旧时文人还有在新年启用一枚新印章的习惯，或室名别号，或寄趣闲章，多在新年之始启用，以取新岁吉兆。这对后世考索前人墨迹书翰不无帮助。有些印章平时不用，而在新年会使用一段时间，如在正月里常用的“逢吉”、“吉羊”之类。

撰写春联的习俗传说起源于更早的桃符，古人每逢新年，辄以桃木板悬门旁，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像，借以驱邪。至五代时，时己丑新春试笔，陆灏于新正朱笔临弘一法师《罗汉像》，诚为佳节中的雅趣兴在桃符上题联语，后蜀主孟昶就曾在桃符上自书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明清时春联风气尤盛，每逢春节将至，家家户户张贴春联，因此每至岁时，总会有一种代写春联的临时性营生，以备市井民众所需。这种春联多为成句，对仗虽工，但缺少新意。春联多用大红纸，贴得牢的可保持一年之久。文人士大夫对此类春联并不着意为之，一般任凭宅中安排，但对于室内的春联却格外精心，融入自己的情趣和文采。这样的春联大多采用洒金红笺或桃红虎皮宣纸书写，不用装裱，度室内门框大小而裁剪得宜，其目的是新岁自娱，不是炫耀给人看的。

室内或书斋中的春联既要有新岁的温馨，又要有雅趣，不落俗套，匠心文采尽在其中。这种春联不必紧密结合辞旧迎新的憧憬，更没有寄寓福禄的企盼，只要没有乖戾寒疏之语就可以，如果有些闲情或自嘲之语就更显出自身的修养和风度，甚至有些游戏性质，也能为新春增添几分情致。六十年代初，我去一位同学家中，那个同学是清末一位满族重臣的后嗣，当然家道已中落，但堂屋正厅还是悬着一块“春荫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