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页)

根本没有道理！实际上，如果事情仅限于揭露英国对九龙的占领，或者是中国人向英国人赔款的数额，那么这个事实早就为人所知，尤其葛罗本人更是一清二楚。所以高第认为这个案子已经得到平反昭雪。

。　想看书来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4）

闹得沸沸扬扬的“双重条约”事件，应该把它算在埃里松伯爵反英偏执狂的账上呢？还是简单地归结为当事人以扬名天下为目的的“媒体炒作”？还有就是为了推销他的书……。

1875年，亨利·诺利斯（格兰特将军笔记的编者）就英国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做了一个出色的总结。他的狂妄傲慢是那个时代英国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

“我们可以认为，1860年对中国的战争取得了完美的结局，是英国发动的历次‘小型战争’中最成功的一个。战役进展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错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连吃三场败仗，部署了中国主要防御力量的强大的大沽炮台被我攻陷，中国的首都在侵略军大炮的威胁下被迫投降。投入的费用相当巨大，但与以往历次战争不同，投入所取得的回报令人满意。我们为英国商人赢得了在整个帝国境内的行动自由。我们向文明世界保证，外国人从此免受中国强加的压迫和野蛮待遇。我们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给予了致命的打击，正如经验向我们表明的那样，中国终于懂得，它是无力与我们欧洲各国抗衡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北京条约》，该条约已显示出，其各项承诺远比此前各条约更具持久性”。

诺利斯接着说：“假如我们没有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就无法维持在华各商埠的利益。无论是私人产业还是人的生命都不会受到尊重。并且，如果我们和解的姿态和谈判的请求被中国人视为软弱的信号，那么终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最后，在我们法国盟友的协助下，在借助武力的情况下，我们为文明世界赢得的利益并不少于我们为自己谋得的利益”。应该指出，诺利斯重拾吴士礼（其书出版于1862年）的论据，而且几乎使用了同样的字眼，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结局洋洋自得。

出于好奇，我们再引用一段美国传教士罗伯特·格罗沃的评论。他的《全球传教使命的进程》于1924年初版，至1960年多次再版。

书中竟然写道：

“鸦片并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它只为战争提供了机会。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自命不凡的傲慢，对条约所规定之各项义务的极端蔑视，对贸易的严厉限制，以及它对外国人实施的残暴和侮慢”。

1864年，太平天国军队被查尔斯·戈登和他率领的“常胜军”剿灭。弗朗索瓦·莱热谈到这一连串前因后果所包含的讽刺时说：“英国，一个欧洲的新教国家，不得不用左手铲除了它用右手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他还认为这将对西方人的声誉产生影响：“西欧的进步力量，一边连续以沉重的打击撼动满清王朝的根基，一边又把它从一场颠覆革命中拯救出来，使它苟延残喘，以便继续从它身上最大限度地攫取好处。这一事实，隔几代人的时间再去看，将不会提高欧洲的声誉……。我们想给中国当局一个严厉的教训，把他们的优越感和高傲自大打得粉碎，我们做到了，并为此洋洋自得。我们帮助他们打败了太平天国，赚取了他们的感激，我们也为此洋洋自得”。

这个时期，长江开放了。英国人控制了对华贸易的八分之七。英国、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总额超了一亿英镑。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从1859年的五万九千箱上升为1879年的十万六千箱，整整翻了一番。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格拉德斯通，1840年曾极力反对鸦片贸易，此时已在印度赚了大钱，高兴得忘乎所以……。1856年至1888年，出口到中国的棉布翻了两番，达到四亿米。

对中华帝国来说，1860年的惨败在国内也产生了严重后果。西蒙·莱斯（皮埃尔·里克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来侵略使整个国家惨遭劫掠，引起了一连串剧烈的骚动、混乱和革命，他们至今还没有摆脱”。所以，对中国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绝不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

此外，中国还被迫向外国割让国土。一部分满洲割让给俄国，九龙割让给英国。还要在开放的商埠赋予英、法、美（但也包括德、意、比等国）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特权。这一制度使得在中国领土上的英国和法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只受各自国家领事机关的法律管辖。中国还被迫同意外国的外交机构常驻北京，接受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