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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谈到天津条约的签字问题，称他正在准备有关批准书。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3）

安定门让出来，意味着军事态势大有进展。如何在短期内找到外交解决办法，已成燃眉之急。人们已感到了冬天的预兆，远处的山峦已有白雪盖顶，北风吹得一阵冷似一阵。按照保罗·瓦兰所说，英法两国特使都已经很不耐烦了，“被他们对手那令人恼火的软磨弄得忍无可忍”；特别是额尔金勋爵，那是个“好激动的人，他生来应该是个刚烈的士兵，而不是个有耐性的外交官”。额尔金勋爵甚至准备在北京过冬。他建议部队抓紧进城驻扎，在城里安排他们的冬季营房。

10月15日

经与葛罗男爵商议之后，孟托邦将军告诉霍普·格兰特，他以为，如果11月1日之前“不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找到任何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有必要考虑在这一天将部队撤回天津。因为孟托邦担心清政府仍在企图争取时间，把联军套住，迫使它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对极度的严寒，既不能与天津（主要的后方基地）取得联系，（因为那时道路冰冻，河流与运河已结冻），也不能与舰队联系。在他看来，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要保全部队。孟托邦将军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北京度过冬季，那简直是发疯。那里人众如海，只要人们把联军一包围，就可以困死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待春季再采取军事行动……

于是，孟托邦请两位外交特使确定和约签字的最后宽限日期。如果不成，他建议以“直接进攻皇宫”相威胁，也就是说像巴赞库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摧毁皇宫，即紫禁城，“以便在一国之都的中心留下某个令人久久遭受创伤的记忆。”

10月16日

这是最后一批人质被遣返的日子。恭亲王的确信守了他释放人质的诺言，但是他并没有让所有人质都活着回来。他一直都在向两位外交特使保证，人质受到很好的对待；然而，他应该清楚，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死去。当联军知道了那些人质是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死去的，都忿忿不平。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暴行不能不受惩罚。

英国人已经不能自持了。巴赞库写道：“主要是英国人，他们气愤至极”。他们叫嚷着要报仇。格兰特将军第一次同意额尔金勋爵的意见，公开表示，由于他们同胞被杀死以及所受的虐待，清朝皇帝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为了使之具有惩戒性，他宣布应该把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完全彻底地烧毁，“甚至夷为平地”。英军最高指挥官竟恬不知耻地解释说，反正俘虏已经全都放回来，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中国人已经再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报复了。

额尔金站在城墙下，他要做什么呢？

丹拜女士写道：“额尔金勋爵当时处于其职业生涯的最危急时刻。必须给中国人一个惩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负有责任。但是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会引起世界性的反响，并将决定未来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那时额尔金勋爵还设想要强迫清政府出资在天津竖立一座纪念人质的赎罪碑。葛罗男爵除了觉得这个主意不合时宜之外，他认为清政府绝不会接受那样的侮辱，去纪念“自己的不诚实，他自己的耻辱和懦弱无能”。

可是，10月16日这天，和平始终是未知数。法国特使承认联军的“处境微妙”，他甚至用了“死胡同”一词。怎样走出困境？英国全权代表和法国公使以及两军最高指挥官在葛罗男爵的官邸举行了一次会议。额尔金勋爵最终算是放弃了在天津建造纪念碑的想法，除此以外，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额尔金仍坚持他的主张，要使圆明园完全彻底变成废墟。

下面是葛罗男爵苦涩而又不无担忧的评述：

“我以为，额尔金勋爵坚持摧毁圆明园的计划是无济于事而又危险的。我们一直在向中国人讲我们的文明，讲基督教的仁爱，可是为什么还要象他们那样行事呢？我和他一样，为我们可怜的同胞所遭受的暴行深感悲痛。然而，过于严厉，没有必要的严厉，难道它不会使我们处于孤立境地吗？我们可能应该去摧毁北京的冬宫！应该撤回天津，等待援军或者其他命令，还是等到好季节到来，再开始一场新的战役？但是如果我们果真走到那一步，欧洲就不可能有人原谅我们了……”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4）

10月17日

这是三方频频互换信函的一天。额尔金勋爵向恭亲王递交了一封信。信中规定了他的条件，语气严厉“坚决、傲慢而又专横”（拉否例的话）。这位英国全权代表还提出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