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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最后，我想把编辑《黄仁宇全集》时发生的一件事和感想写下来，跟大家分享。在编辑过程中，《万历十五年》有一段话不自觉地使我有所留意——作者在论及海瑞时，说其人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在面临一些是非难以厘断的案件时，提出了如下的判决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以其屈兄，宁屈其弟；以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以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以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以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以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117页）

接下来作者评价说：“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从海瑞的司法建议，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在一个以伦理纲常为治国之本的农业社会，在这个不具有科学的严格完备公平有力的法治体制，无法奉行法律之上的法治准则的社会，遇到司法难题时，往往只好以道德伦常为支撑来断结，其中就包括向比较弱势的一方倾斜，至于是否公平合理，也就不管了。这也许就是非法治社会的一种无奈的平衡智慧吧。

书稿读到此时，正好一则新闻报道吸引了我：《武夷山“医闹”事件了结，医院无奈赔付22万元》。报道说，2007年7　月5日，该市郊区一居民，其妻怀孕已超十个月仍不分娩，到医院检查，胎儿生命已危，治疗无效，胎死腹中，产妇在引产之后，发生子宫破裂，抢救的结果是切除子宫，以后不能再生育。于是病家就发起了“医闹”事件，致使医院七天停业。此次事件，当地党政公安卫生等部门，几乎动员了可动员的力量进行协调处理，向家属提出三个方案：协商处理、医疗事故鉴定、司法程序。但家属不予理会，一边围攻医院，一边要价200万元。最终是医院以补助形式给家属22万元了结。然而市卫生局官员告诉记者，从病理试验做出孕妇“羊水栓塞”的诊断，基本可以认定医院的处理过程没有过错，之所以补助22万，是为了能正常运转做出的无奈之举。而该市的政府官员则说：“我们除了妥协，还能有什么办法？”

这里引述了《万历十五年》，这里发生了“医闹”的事件。对照一下，不难看出，这种处理方式，依然是“海瑞式”的。从万历十五年到公元2007年，可见460余年来，海瑞的断事方式在一些地方仍起着作用，这种作用仍然暴露着我们社会“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缺乏完备有力的法治体制，“组织上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力量的能力”。由《万历十五年》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医闹”事件处在中国大历史进程中的何种境地。此外我们还可得两点启示，第一，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政府管理的惯常定向，是以所谓公共整体的利益为重，从而往往无视或轻视个人的权利，并惯常以权力的正当程序来压制、削夺弱势的个人的利益。而这次事件，可以看到，为政者没有简单地压制个人一方，能有海瑞式的“平衡智慧”，体现了“德性仁政之心”，不能说不是相对过去而言的某种意义上的进步呢！第二，但是相对于###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种处理办法就显出它的严重不足和落后了，因此必须在法治建设的实践轨道上加以改变。但是，毕竟几千年来，中国人真正开始比较正确地认识建立法治国家的要义，才不过二三十年时间，而到真正获得大体的成功，将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更长的时间。历史的启示会让我们对上述现象感到一定的宽容理解，同时更感到改变的相当迫切。

也许我们因为专业的限制，永远读不到《海瑞集》，但可以因为读到《万历十五年》而知道海瑞，并借鉴来透视历史与现实。这就是有见解的历史家给与我们的宝贵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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