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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合同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这种物质条件，既有历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动；更不容以仁义道德的名目，作为更变的张本。两方如有争执，势必请法官及律师裁判，如此才能培养司法独立的传统，中国长期受官僚主义的垄断，可谓未曾经过这种阶段。

永乐之征收田赋，表面上照此三千余万石的数目作准则，其实征数量则必较此数目远甚。因为永乐派兵入安南，征漠北，又大兴土木，全面创建北京为帝都，令郑和率艨艟巨舰下西洋，更开凿徐州至临清间的大运河，不可能以洪武年间的用度作标准，亦不可能较宣德年间的用费，只有少量逾额也。即如其使用民夫，可为证鉴。洪武所定“均工夫”，农民应于农隙时应政府征召，做工三十天，工匠则于三年之内服役三个月《太祖实录》，页1060，1671；《大明会典》189�1。。永乐于1406年将所有匠役全部延长为六个月，而1410年政府报告内亦即承认应召的匠役“逾年未归”《太宗实录》，页0836，1435。。《天下郡国利病书》称“自永乐北都，挽输道远，加耗滋多”《天下郡国利病书》，6�11。。均可见其额外加征之耗巨。本文之旨趣，不在称叙其向民间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赋收入见于官方账目者，一般均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详言之。一般所以称赋重者，乃赤贫者不得免税，无法推行累进税制。贫农无从借贷。经手人额外多征，则更在税率问题之外矣。，而系表明其税收施政，全由上级做主，对下级之权力，可以完全漠视。永乐一生经历，虽可以“君主专政”概述之，但其专政必须透过文官集团长久的习惯，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根据。此种习惯及根据，则为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因其存在，自宋至明以至现代，国家之统计数字，因未经过独立的司法机关的“照磨”（这系明代名词，其字义不言而解）与留难，无确切的价值。

（B）馈运北京粮馈运北京粮，亦称“漕米”，即系田赋征实内的米粮，经过海运或由大运河内漕运到达北京的数目。其记入《太宗实录》始于1409年。自此至1414年，其上下有限，每年在200万石至250万石之间。1415年之后，则波动较大。如1415年超过600万石，1417年超过500万石，而1420年则不及100万石是也。

图表二永乐年间

馈运北京粮数额

（单位：百万石）此记录虽有数目上的上下，其正确性反而可靠。明代的粮运在1415年以前为海运，因之运数经过统筹，极易固定。1415年后经过新开凿的大运河行“支运”，也就是“接力运送”，以淮安、徐州、济宁及临清为接力站，各设米仓，以便囤集。于是“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明史》，79，1916。。也就是供给与分配，不必在一年内两造对销，而可以在次年内交替。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则入北京者少，与其总运数无关。1420年馈运数少，显系以前多年京仓囤集有余，而1421年元旦，永乐正式迁都于北京，其筹备须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以前一年馈运粮少，也是必然趋势。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7）

今将1415年至1424年共十年的馈运数平均，则每年运数为三百二十余万石，此数亦与漕运历史符合。明代以田赋征实的米粮运北京，供给官员军匠，从二百万石左右逐渐增加，至1472年后固定为每年四百万石《明史》，79，1918。。上述平均每年三百余万石，是为逐渐增加中的一个阶段。

以上数字之比较可靠，因其会计制度有法律的监视。漕粮北运，由运军为之。自江南水次由纳税的县分交兑，至北京仓库缴纳销差，运军的总旗小旗（等于排长、班长）责无旁贷，如有差失，此辈须卖儿鬻女筹款赔偿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这种立法，不近人情，令人发指。但是财政责任，反比一般官僚做事者分明，所以凡上级能确切加压力于下级时，其会计则可置信。

（C）屯田子粒屯田子粒在《太宗实录》中有一直下降的趋势。自1403年之二千三百余石降至1424年之五百余石。在永乐之二十二年之内，只有三次次年之数超过前年之数；而只有一年，此超过之数目，数量尚为可观。而前后三次，每增之后又降，且降至以前更低之数额。

实录原文未叙明所称数目出自“军屯”或包括“民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