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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俱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欧洲近代史的展开迥异。中央集权既非封建特征，而中国之官僚主义，更不可能作为发育资本主义的背景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亦有其思想上的根据。譬如Adam　Smith，就觉得如让所有私人凭他们的经济利益打算，社会秩序反有条理，社会风气，也会臻荣向上。马克思虽不同意这种想法，却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有这种观念。这显然不能为中国官僚主义容纳。

过去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也在中国滥用。甚至明代吏部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内以寓言的姿态，叙其祖先由“神人”授银一锭，因之买机织布致富。王世懋在《二酉委谭摘钞》里埋怨景德镇制窑，“凿穿地脉”，都被写历史者收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

1978年，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谈，觉得资本主义，必须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展开：（1）私人关系的信用借款，广泛地通行，于是资金流通。（2）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能监视的程度。（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共同使用，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身活动范围。以上以英文简述之，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而三个条件，都须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其重点为“信用”。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则其成为资本家，也是“小贩资本家”。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种社会现象，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

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资本主义的推销方式”用C…M…C公式，讲述资本家必以C（即商品modity）换为M（即货币money）。如是川流不息中，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地发展。

所以讲来讲去，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货币也须支持），而立法能替资本家着想，则是整个国家政府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欧洲资本主义初行时；即是政府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

给资本主义作以上的定义，有两种意义：一即是显示以上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去过远，中国传统社会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一即是认识资本主义的特征，避免对这名词作过于泛义的解释，以致因害怕资本主义之故，视一切经济的发展均为畏途。。因之李老博士及笔者均信今日中国之现代化，既不可墨守成规，也不能模仿西方。采取历史上的长处，仅可在局部；其重要关头，则在创造。

中国之具有创造能力，无可置疑。官僚主义虽为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缺点，却也不能因之而抹杀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长处。况且我们批判一种制度，也要着重其时间性。中国官僚制度，在明末之后和西欧社会的治理与设计比较，才显得相形见绌。但是在唐宋之前，于一个广大地区之下，造成统一的局面，首先做到“文治”的地步，也不是在历史上无一是处。我们今日批判官僚主义，针对其“空妄”（make…believe）的成分。因为这种想法在“了解”（亦即康德所谓verstand）上无中生有，淆乱黑白，是非不明，妄称技术上的缺陷为精神伟大。指责之余，却无意非论道德，或否认意志力（will　power）之重要。（后者已与康德所谓“理解”vernunft接近。）如此才不会与李老的旨趣相违。

前已言之，李老博士是科学家，故能小处精细；但是他也是哲学家，所以觉得宇宙的渊博，足以包含尘世的矛盾。笔者研究明史多年，一切从小处着手，也带唯物观，平日作文以客观为主。在写完这篇带有技术性的文章后，破例效法李公风度，一方面遥祝其“寿比南山”，一方面胆敢作个人性、主观性、感激性的结论：

中国实行现代化时，必能摆脱官僚主义的遗风，不再以道德的名义掩饰科学技术之不及，因之顺利成功，足以促进全人类的富强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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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1）

中国明朝的历史，经过海内外学者几十年的积极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写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能够将16世纪末期的情形，作侧面的解剖，即是因为各种文献，已经大量地翻印传播，专家的著述，也层出不穷，给我们一种综合各种资料的机会。

虽然史不厌详，我们现在对16世纪中国社会的情形，总算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