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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要做好应变准备。当时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中尉科员，冀察绥署是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最高军事机关，干部来自第29军和东北军两部分。当时大家一上班就议论抗日问题，许多人认识到日本早有亡我之心，对日本人侵略罪行愤慨万分，并表示决不当亡国奴！

我是河北省盐山县人，距第29军军长宋哲元故乡（山东乐陵县）只有三十多华里。第29军军部里有许多我的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军部去看望他们，每次都遇到他们在议论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是速胜论者，他们说：“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我国的军队有两百多万，尽管他们的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的军队在内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是在国内打仗，天时、地利、人和，皆对我军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情报不灵，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时间就会被拖垮。他们还谈道：中国这么大，把日本全部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能有几个日军？日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袱就越重，迟早会被收拾掉。听到这些议论，我也觉得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晚打强。

冀察绥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时很少到绥署办公，日常行政工作委托给总参议石敬亭和参谋长傅占魁主持。卢沟桥事变前，宋哲元到绥署召集全体干部讲了两次话。宋讲话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安定人心。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军一再闹事，时局显得紧张，我希望大家沉住气。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共有多少人，咱们清清楚楚，日军就是那么几千人，今天往这里调动，明天往那里移防，都是虚张声势，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我天天派人监视着他们，不管往哪里调动，还都是原来那几千人。宋哲元说，听说大家受不了日军的窝囊气，急于要打，这种心情我理解。关于打不打的问题，要有中央的指示，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我们一个军打起来，中央不接济我们，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我们在前面打，后面断了供应，我们这个军将处于危险境地，大家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宋哲元还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样变化，我宋哲元决不当汉奸，决不卖国！听了宋的讲话，大家有了一个底，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干部有急躁情绪。这些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这样疯狂，先和他们干一仗，也许他们会老实一些。由此可以看出许多青年军官强烈的抗日爱国之心。

进入6月份以后，日军几次在北平城郊演习，第29军就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演习。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哪个地方演习，第29军就在日军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我们一些同事把这种演习叫做夹肉烧饼式的演习。就是说，不论日军在哪里演习，第29军都要把他们包起来，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

绥靖公署位于北平铁狮子胡同一号，是北洋政府海军部的旧址。6月份绥署各大楼的房顶都涂了保护色，军务处第一科是军械科，积极筹备弹药。绥署及第29军的随军家属，都限期迁回了原籍，绥署的干部也都停止了事假，并加强了值班。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

第29军已撤退，日军马上要进城，我们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医执照以外，我们这六个大小伙子算干啥的？首要的问题是更改户口。原来是集体户口的，要改成分户户口，原来是军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业。我们便到警察局去求情。到警察局一打听，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滞留在北平的第29军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体情况被改变了户口。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谢意。据我所知，在绥署八个处一千多人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长宋梅村、作战科长卢凤策。更改户口是在第29军撤走以后，日军未入城以前这个间隙里进行的，时间短，工作量大，警察局本身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亟待解决，就在这种紧迫时刻，把成千上万的第29军人员户口改变了，这是个了不起的行动。还有，我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告密揭发第29军人员的。

日军侵占北平以后，在大街上经常行驶着一些军用汽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日军和军用物资。有一次我们看到汽车上摔下来一个日本兵，心里很高兴，摔死一个少一个。哪知摔下来的“日本兵”很有弹性，掉到地上会弹跳，我们才明白车上拉的都是橡皮人。有一次我看到汽车上摔下来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