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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和大借款的处理方式提出了一套妥协办法。阎锡山对于黎元洪指陈的“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应追认，而审计用途；整顿盐纲，应由国会主持监督”　之建议，极力赞颂，认为是“一言九鼎，万众同声，折衷一是，群言自息”　。他于5月24日致电黎元洪，希望黎元洪仍继任调停之责，并认为南北双方应“各自守其范围，不得横生异议，勿徒逞激烈之谈，挑拨衅端，勿再肆攻击之语，加增恶感。”　。　想看书来

一、还乡视事　调和南北之争（3）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关于《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中录有5月13日阎锡山与陕督张凤翙联名发表的攻击国民党，诋毁革命党人的通电问题。据阎锡山回忆，这一电文是在没有征求他同意的情况下发出的。电文内容大略为：“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殄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并诬蔑黄等“逞私图，推助波澜，妄耸簧鼓。极其用心所至，非借此淆惑观听，演出亡国恶剧，以沦陷我四万万同胞，不足以达其余破坏之目的”。同时还以武力相恫吓：“自今以始，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定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　阎锡山回忆说：“在这段时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凤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复电责询其故，张答复我说：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复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到他同意亦未曾得到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凤翙外，余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阎锡山的回忆主要是说，他和张凤翙的通电是未经他本人同意发出的，是张风翙响应孙中山的指导，为保存北方仅有的革命基地的一种谋略。冷静分析，张代阎发电的可能是存在的，因为阎毕竟是靠革命起家的，他当时虽未公开声讨袁世凯，但还不至于完全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去指斥革命党人。这从以下南桂馨回忆也可得到印证：

民国二年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等蓄志反袁，酝酿二次革命，向阎征求意见。阎和我们商酌，仍本辛亥革命前辙，只要湖北发动，陕西、山西立即响应。否则不能衔接，势必为北方军阀各个击破，事甚危险，不能唐突。后来，李、柏等发动而湖北不发，果然不久失败。

从南的回忆说明，二次革命前夕阎锡山是随时有响应二次革命的思想准备的，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湖北起义上，由于湖北未起而响应，陕、山也未敢响应。

不管黎元洪如何调处，四都督和国民党众议院的通电，激怒了袁世凯。他下令国务院通电训斥四都督，说他们“张皇宣告，荧惑人心”，“自访国体”，应“绝对服从”中央政府。　并唆使北方将领进行反击。5月15日，袁世凯又下令褫夺黄兴陆军上将衔。5月24日，袁世凯发表谈话，公开诋毁孙中山先生和黄兴，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重托，……若等若敢组织政府，我即举兵征讨之。”

此间，孙中山先生曾要南京、广东宣布独立，两地慑于袁世凯北洋军的威力，均不敢从命。又命陈其美于上海独立，陈以上海势孤，也不敢行动。欲海军宣布独立，而黄兴又主张陆、海并举，实际上也无结果。对此，孙中山无从有所作为。但他以义起兵，以义指挥，而不从者，他也无意强之。

一、还乡视事　调和南北之争（4）

尽管南方革命党人在步调上不甚一致，但对讨袁工作仍在秘密进行：陈其美正在组织锄奸团；黄兴派宁调元、熊越山赴湖北组织革命机关；派谭人凤赴湖南策动军队；命华玉梁赴保定军校、江苏陆军小学等处编组军队。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孙中山也曾有一丝和平解决之念。由赵凤昌向南京都督府陈陶怡透露，请陈“速密电中央，免生阻碍”。　汪精卫、蔡元培自欧洲归来，也电袁世凯，表示愿作调和。

但袁世凯见清除革命党人的机会已到，不顾一切，于6月9日竟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