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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湘作战，因整个政局的变化，使晋军损兵折将，溃败而归。这件事深深教育了阎锡山。参加不义之战，吃了眼前亏，又不敢明说，只好对发展战略作出调整，于是以“保境安民”相号召，暂时退出军事纷争的旋涡，致力于山西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建设。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钦定”“用民政治”（1）

阎锡山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之时，正是北洋派系内部纷争迭起，纲常混乱之际。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实现对山西的平稳统治确实不易。在此期间，他首先提出了“用民政治”的方术，并制定了“用民政治”具体实施计划大纲。

所谓“用民政治”，用阎锡山的话来讲，就是所谓“民德、民智、民财三者”。对此，《山西现行政治纲要》作了颇为详尽的论说：

阎督曰：“鄙人尝谓，我国后世政治，止求安民，不求用民。其善者以无事不扰为主，其不善者则与民为敌，愚之柔之。故其民知依人，而不知自立；知保守，而不知进取；知爱身家，而不知爱群。以此为国，是曰无人。非无人焉，无有用之人焉。”如是，则用民政治者，反乎安民之政治也，此其一。“用民政治为新政治，反乎新者则为旧。所谓旧也，新也，非美与恶之分，乃适与不适之分也。何谓适不适，譬之衣服，夏之于葛，冬之于裘，裘葛相较，并无所谓美恶，特适与不适而已。如其适也，乃能保身体之健康。若冬葛而夏裘，非痴则妄耳。夫用裘葛而不适，则不能保身体；用政治而不适，则必亡其国家。鄙人之用民政治，亦在求其适而已。”如是，则用民政治者，又适时之政治也，此其二。能于此二者而领悟之，则于用民政治之意思过半矣。阎督之所谓适者，细绎之，又有两义，一对于外而求其适；二对于内而求其适。当欧战方酣之际，公理与强权之胜负未决，而德意志军国主义之气焰正炽。故虽素以放任自由为政之英吉利情见势绌，亦渐扩大其国家权限，有日倾于干涉主义之概。欧战中若保护主义，若国民经济之自给主义，且为英国一般经济政策之根底，盖安于弱小无以自保。而欲张公理之帜，以打灭强权，尤非择取相当之手段不可。此所谓对于外而求其适也。夫举一政令而欲其推行无阻，且行之而有效，一在人民有相当之知识，尤在人民有相当之道德。知识道德，程度问题也。故善为政者，每视人民程度，而定施政之标准。夫在今日，吾国人民程度之卑下，岂容讳言。山西偏处西北，山岭绵亘，风气比较闭塞，又属势所必至。则欲拯我数千年横沉于专制坑内惰眠之人民，欲群趋之以赴于自用自治之途，又非执有相当之方术不能。此所谓对内而求其适也。

阎督曰，“用民政治之真精神，鄙人尝研究得一确当语。厥语维何，则曰不亏负。此三字谓为用民政治之精神可，即谓为欧美列强人材发达之原动力，亦无不可。何以言之，譬之于炭。炭在中国，办供蒸饭燃烧之用；一至欧美则以之供蒸汽之用若干，供化学之用又若干，屈指计之，可至七八十种之多。是同一物也，在中国则用途寥寥，在外国则需用甚多，是中国亏负此炭，外国不亏负此炭也。其他如同一土地，在外国与中国之收获比较，相悬不止倍蓰。一废物也，如鸟兽之毛，腐朽之骨，在中国则狼藉满前，适为交通卫生之障碍；在外国一利用之，则为美丽之绒缎，与精致之器具。此皆为彼遇事不亏负之铁证，然此尚言夫物也，即以人论之，人生在中国，社会方面有不良之习惯，国家方面有不良之政治，一经陶冶，非野蛮即为暴民。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并不逊于外人，而在外国之人，等而上者，未尝不可多所发明。即下焉者，亦尚不失为完全人格之国民。乃吾中国之人，类皆无所成就，甚且沉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