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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步行算了。不管在技术上还是伦理上，一辆‘悍马’可以也应该毫不犹豫地见车就超——问题是，每超一辆车，我就得多花10块钱。”

以上分别是爱啤酒、爱咖啡以及爱面子车主在油价高企之下的换算方法。同理，对于另一些爱洗脚或者爱洗头的车主们来说，换算方法相信也各有不同。至于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次换算，发生在法国皇室。大革命前夕，在巴黎民众对皇室之荒淫无道的种种妖魔化传闻当中，有一项路易十六与妖姬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Marie　Antoinette　）的“真情对话”（ 也跟交通工具和个人爱好有关 ）：

国王：“这些年你在香水上花掉的钱，足够为法国买一艘军舰！”

皇后：“陛下这些年在我身上用掉的精液，足够让这艘军舰浮起来！”

每天给猪10块钱

大部分从小就怕上数学课的低等形象思维族，可能从小就会有和我一样的偏见，即以数字和数学符号拼凑出来的世界既不真实且又乏味。就算是文学含量较高的应用题——贫农李大爷一家辛苦耕耘，秋后收了5斗米，却被万恶的地主收去了5斗，问李大爷一家最后还剩下了几斗米——在1970年，对于一个既没有见过地主也没有见过贫农更不知种地为何物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来说，依然是一个高度抽象或重度超现实的假象世界。

居然连数学家德福林（　Keith　Delvin　）对此也深表赞同，他说：“数字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数字态度是某种程度的敬畏，好像它们比文字更加可靠似的，这个信念大错特错。”

专业人士的赞同若能令上述外行的偏见听起来还有一些可靠的话，在前面提到的以三种不同方法进行油价换算的车主中，比较正确（　或比较人文　）的显然是爱喝啤酒及爱喝咖啡的两位，上海的“悍马”车主因把活色生香的事物一概数字化为“每超一辆车就得多花10块钱”，遂因出自“对数字的敬畏”并且相信“它们比文字更加可靠”而“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世界之所以被搞成今天这样，必须归功于数学，也不能不归咎于数学——准确地说，应该是以数学为基础的货币化。可计数的货币不仅简化了所有可计数或不可计数的价值观念，而且使这些价值观念之间可以任意地进行换算，有段子为证：某执法部门俩芝麻官，一日忽觉嘴里淡出鸟来，遂决定深入基层检查工作。当下戴好大盖帽，骑单车来到郊外一养猪场，对养猪专业户户主打官腔道：“每天都给猪吃什么？”　。。

数字人生（3）

“报告：每天给猪吃潲水。”

“什么？潲水那么脏，猪吃了以后人再吃猪，肯定危害健康。不行，罚款10块！”

第二天，两顶大盖帽又飘然而至。“罚款之后，改进了没有？”

“报告，本人已痛改前非，再也不敢喂潲水了。”

“嗯。那么，现在给猪吃什么？”

“每天改喂面包。”

“什么？喂猪吃面包？！这不是浪费国家宝贵的粮食资源嘛！你好大的胆子。不行，还要罚款10块！”

罚上了瘾，大盖帽第三日一早又来。声色俱厉：

“经过两次罚款，有否改进？”

“有。本人已彻底悔改。现在不喂潲水，也不喂面包。”

“现在喂猪吃什么？”

“报告：我现在每天给猪10块钱，丫爱吃什么吃什么！”

道德捆绑了数学

把因涨价而造成的汽车额外汽油开支换算成等值的啤酒或咖啡，只是各人因爱好不同而采取的换算策略。下至个人，上至国家，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从来也就是用于换算的项目不同而已。

小时候经常接受这种教育：

“全国人民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就能炼多少多少吨钢，浇多少多少亩地。”

又或者：“全国人民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就能救活全世界多少多少个于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等等。

显而易见的是，虽然都是换算，不过把汽油费换算成啤酒或咖啡，属于悲观的算法；把一滴水或一粒米折算成钢铁和粮食产量，甚至阶级兄弟的性命，则是乐观的数学。算法一致，境界却大相径庭。

数学家色斯顿（　William　Thurston　）认为，所谓数学，只是一种“脑中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观看及表达我们不能以其他方法处理的观念。但是，数学家不把他们的技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