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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问题就出现了。在准则功利主义的“理想的社会法典”建立起来之后，是不是不管规范带来的是什么都要遵守规范呢？显然会有这样的情况，法典禁止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会使功利最大化，甚至带来数量巨大的功利。那么，这该怎么办呢？如果准则功利主义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违背法典，它就似乎陷入了行为功利主义。相反，如果它说，我们不能实施“禁止的”行为，那么，正如哲学家斯马特（Smart　）所说，功利主义最初对促进福利的关心就已经被替换为非理性的“准则崇拜”。

这种反对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根据准则功利主义，什么最重要？仅仅是幸福，还是像这样的事情：正义，尊重人的隐私，信守诺言？如果幸福是重要的全部，那么，幸福最大化应当成为个人行为的标准，但是，幸福最大化在准则功利主义中不是行为的标准。如果正义、隐私和诚实最重要，那么这个理论似乎就不是功利主义了。而且，如果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那么为什么在构建道德规范时不应该考虑它们？虽然准则功利主义有直觉的吸引力，但它仍然是功利主义和常识之间并不稳定的一种折中。

第三个辩护：“常识”是错的。最后，一些功利主义者对反功利主义论证提供了很不相同的回应。那些论证指出，古典理论与普通的正义概念、个*利等不一致，而这些人回应说：“那又怎样？”1961年斯马特出版了专著《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概要》（An　Outline　of　a　System　of　Utilitarian　Ethics），他在反思那本书中的观点时指出：

显然，功利主义有着与通常的道德良心不相容的结论，但我倾向于持这样的观点：“通常的道德良心更糟”。这就是说，我倾向于拒绝检验一般伦理原则的通常方法论，即通过看它们在特定情形下如何与我们的感情相符合来检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7章　关于功利主义的争论（8）

这个类型的功利主义——顽固的、拒不认错的功利主义——提出了对反功利主义论证的三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所有的价值都有一个功利主义的基础。功利主义的批评者说，这个理论不可能搞清楚我们最重要的价值的含义——例如，爱和友谊的价值、正义和权利的价值、信守诺言的价值。因此，在诉诸正义的论证中，功利主义不可能搞清楚，当撒谎会使全部的善最大化时，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撒谎，让无辜者承担罪责。换句话说，批评者宣称，一些价值独立于功利，他们说，信守诺言或者尊重他人隐私会使人们更幸福的解释，并不能使它们是善的的原因得到透彻的说明。

但是，根据斯马特那样的哲学家的观点，我们应当认真地、逐一地思考这些价值，并且思索它们为什么是重要的。在真实的世界中，当人们说谎时，其他人受到伤害，而他们自己则名誉受损。当人们不守诺言，或者没有报恩时，他们会失去自己的朋友。当人们不尊重彼此的隐私时，会感到尴尬和屈辱，并且每个人都会感到更易受伤害。当人们不比关心陌生人更加关心他们自己的孩子时，孩子会感到没有爱，有一天他们也会对父母不好。总之，功利主义并不是与我们不应当撒谎、不应当侵犯他人的权利、不应当不守诺言的思想不一致，恰恰是功利主义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应当不做那些事情。

而且，如果没有功利主义的解释，这些责任会显得很神秘和难以理解。有什么能比某些行为“在自身中”正确——如果它们没有产生有利的观念——这样的思想更神秘？有什么能比我们拥有那样的“权利”——这些权利与承认它们所产生的利益无关——这样的思想更难以理解？根据这种思路，功利主义不是与常识不相容，相反，功利主义证明了我们所拥有的价值。所以，我们最深的忠诚一定是对于功利原则的。如果撒谎能使幸福最大化，那么我们就应当撒谎。

第二个回应：当情况是例外时，我们的内在反应不足以相信。虽然有些不正义的情况服务于公共善，但那些情况是例外。撒谎、不守诺言和侵犯隐私通常引向不幸福，而不是幸福。这种观察形成了另一种功利主义回应的基础。

再次考虑麦克克洛斯基的受做假证诱惑的那个人的例子，为什么我们会立即并且直觉地相信陷害无辜者、去做假证如此错误？有些人说，理由是纵观我们的生活，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欺骗导致的悲惨和不幸。于是，我们直觉地谴责所有这样的谎言，甚至那些并未导致悲惨和不幸的谎言，但是，当我们谴责那些并未导致不幸的谎言时，我们的直觉能力没有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