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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毕竟，我们的直觉反应有一个功利的基础。因此，在面对不寻常的情况时，也许我们应当相信抽象原则而不是我们的内在反应。

第三个回应：我们应当聚焦于全部结果。当要求我们考虑一个能使幸福最大化的卑劣行径时，这个行为经常以这种方式呈现给我们：鼓励我们聚焦于它的坏的效果，而不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聚焦于这个行为的全部（all）效果，功利主义可能似乎更有道理。

现在再考虑麦克克洛斯基的例子。麦克克洛斯基说，判一个无辜者有罪是错的，因为它不公正。但是，如果骚乱和私刑继续，其他的（other）会被伤害的无辜者怎么办呢？那些被暴徒殴打和折磨的人所要承受的痛苦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人不撒谎，那些将会发生的死亡又怎么办呢？孩子将失去他们的父母，丈夫或妻子　。　想看书来

第7章　关于功利主义的争论（9）

将失去他们的配偶。当然，我们从来不想面对这样的局势。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在不判定一个无辜者有罪和让几个无辜者死亡之间进行选择，是不是要如此不合理地认为第一个选择更好呢？

再考虑一下批评功利主义的要求太多的反对意见，因为功利主义要求我们将我们的资源用于给饥饿的儿童提供食品，而不是用来去餐馆吃饭或者看篮球比赛，所以反对功利主义的人认为它要求的太多。如果把我们的思想聚焦于那些饥饿的人，功利主义的要求看起来还是那么不合理吗？说功利主义“要求太多”，而不是说我们应当给饥饿的儿童提供食品，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

就有些情况而言，这个策略比其他的策略要好一些。想想偷窥癖汤姆，最忠诚的功利主义者甚至会说，我们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一下他从窥视不小心的妇女中所得到的快乐，而不是谴责他。如果他能逃脱而未被抓住，有什么伤害呢？为什么他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正如斯马特所认为的，功利主义与常识并不完全相一致。

因此，一些哲学家认为，行为功利主义是一个不需要修订而完全能够得以辩护的学说，甚至，必须承认，功利主义是挑战我们很多常识的假定的激进学说。在这一点上，它做了一些出色的哲学家做的事——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迄今为止想当然的那些问题。

如果我们询问，什么是斯马特所说的“通常的道德良心”，　似乎有很多考虑而不是功利被认为是道德上重要的。但是，斯马特警告我们“常识”不能相信，这才是对的。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就会发现，道德常识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很多白人曾经感到，白人和黑人有着重要的区别，所以白人的利益无论如何都是更重要的。由于相信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他们可能坚持适当的道德理论应当包容这一“事实”。今天，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的鼓噪值得一听，但是，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不理性的偏见仍然是我们道德常识的一部分？瑞典社会学家冈纳？迈尔代尔（Gunnar　Myrdal）在他关于种族关系的经典研究著作《美国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1944）一书的结尾处提醒我们：

肯定还有这类活着的人不可能觉察到的其他无数错误，因为西方文化模式的迷雾包裹着我们。文化影响力已经建立了我们对精神、肉体以及我们开始于其中的宇宙的假定，提出我们的问题，影响我们追寻的事实，决定我们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指导我们对这些解释和结论的反应。

例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未来的一代将会厌恶地回顾这样的情形：在21　世纪，很多人享受自己的舒适生活，而第三世界的孩子却死于很容易防止的疾病？或者厌恶地回顾我们圈养并屠杀无助的动物的情形？如果有这种可能，他们可能就会注意到，今天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被批评为“头脑简单”，因为他们提出了坦率地谴责这类事情的道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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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有没有绝对的道德规范（1）

你不可以做恶以成善。

——圣保罗：《罗马书》（50　年）

哈里？杜鲁门与伊莉莎白？安斯康

作为作出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决定的人，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将永远被人们记住。当他1945年成为总统的时候，随着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去世，杜鲁门完全不知道关于这种炸弹的进展情况，不得不由总统顾问向他提供这些情况。他们说，联军将要在太平洋赢得战争了，但是代价巨大。已经做好了登陆日本本国岛屿的准备，甚至会比诺曼底登陆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