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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这个“称号”对我有害，而不会有利“可图”，我从中能图到什么“利”呢？“名”是一个坏名，我不需要这样的坏名，“利”也是没有的。

许多人认为这可以促销我的书。这是误解。

首先，就一般知名度而言，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我已经拥有相对知名度和固定读者群，并不需要“美男作家”这种完全是另起炉灶的“抓瞎”宣传，这就像金庸如果出一本新书，绝对不会在“武侠小说作家”之外，突然策划一个“香港报业作家”的宣传方略一样。尽管我没有金庸的知名度，但是，这种道理是一样的。我很清楚我的读者群在大学生和热爱思想一些中青年读者中，如果要我自己设计宣传思路，我会有针对性地对这个群体做宣传，而这个群体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美男”、“情色”，是“思想”，是“智慧”。

“美男作家”的宣传完全是抓瞎，它会让我失去大学生读者，而又遭至其他读者的抵触。

我非常清楚宣传对书的促销是没有根本影响的，宣传只能让读者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读者是否买这本书。我就是绝对不相信宣传并且对宣传反感的读者之一，我不会因为听信了宣传就去买一本自己不需要的书，更不会因为听信了宣传而去每一本和自己的趣味及阅读标准相抵触的书。

第三，我是有职业工资收入的人。这个书的版税，对我来说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经济价值。真正的明眼人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也算圈内人，对稿费很了解。在中国可能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通过图书版税致富的，我本人也没有这种企图。纸面文学已经衰微，靠图书版税致富，完全是天方夜谭。现在是影视网络媒体时代，纸面文学已经不是主流艺术样式了，这个我在几年前就写过文章，我认识得很清楚。三年前我在肇庆讲这个发言，有人批评我悲观。实际就是这样啊。二月河、池莉他们都不是靠图书版税致富的。

对我来说，写小说只是为了自我治疗，为了阐明我内心的“困惑”，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进而更多地理解文学，我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说我不关心读者。要一个大学教师为了钱写小说是非常荒唐的。

写一个小说要用两年，而这个小说的版税却不会超过他几个月的工资，何苦呢？我不可能荒唐到连这点都想不通。

问：这个小说是怎么写起来的呢？

这个作品构思是在前年冬天。我哥哥病得非常重，我也病，在上海西郊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养病，那个时候，天气真的很冷，想一边养病，一边写《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引言，但是，胃痛，加上身边没有资料，什么也做不了。这期间除了早就约好的给一个朋友的画展助势，出了个场，一个月几乎没有出门，但是，只写了两千字。

有天晚上，吴炫喊我、杨扬、郜元宝、王宏图等几个人吃饭。席间还有南京来的两位朋友。　我就去了，那晚大家很愉快，那晚我对杨扬和王宏图说，我在写一个书，《个体及其在世结构》，想看看人是怎么活在世上的，写写这个年龄段对生命的理解，不过很难，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力气把握，很苦恼。王宏图听了，就说：“你不是写了《我的N种生活》吗？那种语言很好，干吗要逼自己？”结果，那晚结束以后，回到西郊我那个朋友空空荡荡的房子里，我就真的写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小说怎么会和情色有关联呢？它和“疾病”的暗示和隐喻相连，不会有情色。这个小说又怎么和金钱有关联呢？金钱能改变人的命运？

我把这个小说看作是命运给我的礼物。它对我是一个拯救。

不过现在，对于《沙床》和关于它的一切，可能我是最不关心的人。事实上这个小说已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要认真地说：我不关心《沙床》的销量，它对我的经济价值非常有限，我没有必要费力去做这些事，《沙床》的实际销量对我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经济意义，我没有必要去“合谋”。　事实上我没有向出版社提什么高额的版税、首版数的要求。当初，长江社，也不是给我条件最好的出版社。所以给长江社，是因为我相信长江社。事实是，从长江社的《声明》来看，它是对作者负责的。为一部作品以出版社的名义发一个声明在长江社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也相信长江社的解释。在这种前提下我还要怎样呢？

我要重申一遍：我不为利写作。看了这个书的人应该看得出来，我目前的精神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问：在这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