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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父走上抗日最前线的前夕在山西太原寄给我的信，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他对战局的看法和对我们兄妹的希望。几个月后，先父即在山东为国捐躯，此信竟成为对我们兄妹的遗嘱。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在我身边，直到1956年我入党时才交给党组织。

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苦。为先父过早去世而哭，为先父奋斗一生而未能亲见统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哭……也不禁使我回忆起了历历往事。

先祖父是当时官办的制革厂职员。先父童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多难之秋，中华民族濒于危殆。入学校后，得到当时已倾向于民主革命的成都著名学者李培甫、视祀怀诸先生的教育，深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常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议论，少年时就埋下了“以身许国”的根。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革命政权为防备清廷残余势力，组编学生进行军训，成立学生军，先父年已18岁，即毅然参加，次年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1914年，他在军官学堂第二期毕业，到属于国民党系统的熊克武部队任职，初任讲武堂教主官。1920年转入部队，在熊部第1师（师长喻培橡）任少校参谋。1924年随喻师参加讨贼（曹琨）军，部队屡为北洋军阀在步步所逼，被迫退出四川，驻防于贵州、湖南一带。不久，孙中山先生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五省联军副总司令，准备北伐，先父调任喻师参谋长。之后，先父凭同学同事关系，在四川军界中担任幕僚职务，先后在28军11混成旅、川康边防军第2师、第3师、41军122师等部队任参谋长职，直到1937年出川抗战。

先父虽然多年在军界工作，但性格和爱好仍不脱文人的气度。由于早年受李培甫先生的影响，所以旧文学根基很厚（先父牺牲后，成都的著名文人刘豫波先生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评价：“久病说当年，最难忘春树淡诗，自愧我识途老马”）。1926年以后，生活比较安定，先父便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了大批书籍，其中包括廿四史、各类子书、名家诗词文集等。对于能代忠臣义士的著作，如岳忠武王集（岳飞）、文山先生集（文天祥）、史阁部集（史可法），更是百计求购，置诸案右（这些情况见先父在书上所写的跋语，这些书现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史书中，尤其重视明史、宋史。我当时正上初中，曾遵命逐卷阅读。‘所藏图书中还有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