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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一个多元社会，而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向下、平行或向上种种规律，仍不足以应付活动力极大的一般人民的需要，因而合理地出现了“大众市场原理”（mass�market　theory）。这个原理在设法说明，今天一个时装之所以流行，尽管上面几种规律仍在发挥各自的作用，但流行的方式因今日之科技新发展而起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大众市场原理”说，服装工业中的成批生产制度，配合了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将有关时装的新闻、资料和新式样，同时向社会中所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阶层报道、介绍和宣传，然后成批销售。因此，没有什么向下、平行、向上细流不细流，渗入不渗入了，各种不同阶层的不同的流行式样和最新式样的扩散，可以在各种阶层之中同时发生。

西装、旗袍与中山装

但我想用不着我来指出，这些解释时装的理论只适用于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干脆更直接一点，有钱的西方各国和日本。时装只能存在于一个有高度社会经济动力的环境内。一个传统或演变迟缓的国家和社会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和科技水平，也就没有多少时装上的需求（“有得穿已经不错了！”）。我们大家都已熟悉的所谓“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发展缓慢，或甚而等于零。这些国家大都还保留地方性服装。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塞内加尔、墨西哥、秘鲁等亚非拉国家的一般人民都以传统的民族服装为主，而在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差不多一致了，只有在民族节日时才看得见他们的民族服装。但即使在西方国家之中，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也是最早抛弃他们传统的民族服装的国家。带领西方世界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正是西方各国之中第一个停止穿着民族传统服装的国家。但如果看希腊、波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等而且比较低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共同之处，因此也正好是这几个欧洲国家至今仍保留其民族服装。现再回头来看另外几个欧洲国家，如法国、瑞典、比利时、德国、丹麦，以及东方的日本，一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最早给抛弃掉的就是它们的民族服装。今天，东京妇女不会把和服当做日常穿着的服装。买件和服比买件“洋装”要贵上好几倍。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可以看得出来。做件旗袍（更别提长袍马褂）可要比上百货公司买件女时装或男西装贵多了。而在香港，只有竞选香港小姐的时候，只有那些想保留点中国传统味道来吸引游客的大酒店的女招待才穿叉开到大腿根的旗袍，而且是以制服的性质穿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都差不了多少。早期的苏联、前几年的中国、今天的古巴的服装（列宁装、中山装、卡斯特罗装）之所以被决定作为举国上下的共同服装，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考虑，省事省钱，不去浪费任何资源。一旦这些国家在服装管制上略有放松（当然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大街上立刻就有人开始穿他们比较喜欢穿的衣服了，市面上也逐渐开始供应这种衣服了。今天的苏联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开始讲究时装。中国也在起步，甚而在一九七九年还邀请了世界第一流时装设计家Pierre　Cardin，去北京搞了一个时装表演。另外，听最近去过内地的人说，至少在大都市，而尤其在上海、苏杭等地，一般人已在以各式各样多彩多姿的服装来打扮自己了。这不但是个好消息，而且更是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途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一点不错，但是这个弯儿可绕得太远了。

时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一旦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时候，一方面产生了对时装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也影响了时装的发展。我们不必为“现代化”下任何定义即可体会到今天每分钟可以缝上六千针的机器，利用超音波来将裙子的缝边给“焊接”起来的技术，以电子计算器和激光来“裁剪”衣料图样，可以搞出质量俱佳的棉毛生产工艺、成百上千种人造纤维的发明和生产，甚至于人造卫星传播的电视节目，集装箱货运等等一切都与时装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可是一个时装所存在的环境中的社会因素对时装的影响就不是像，比如说，没有尼龙就不会有尼龙丝袜那么简单明显了。而这些社会因素却正是导致时装的兴衰的主要力量。从一个流行的式样可以看出一个社会上那些微妙的、潜伏的动力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时装是社会的一面大镜。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每个星期上六天班，放了工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晚上不到十点就已累得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