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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线上了。如此“炮轰派”的愤怒就加上了一个“更”字，他们决心与潘复生和“捍联总”血战到底。潘复生和“捍联总”对“炮轰派”实行“围剿”、“专政”，而且株连其家属。于是，许多群众渐渐转向同情“炮轰派”了。“炮轰派”为了生存，不时派出“别动队”，借吃的、喝的、烧的、用的，或为父母、子女募捐、化缘，有时突然开着带武装保卫的大队人马*示威，六月五日竟对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冲击……而潘复生也不示弱，他调动近万人，于一天夜里武装攻陷了“炮轰派”的全部“据点”，双方都伤亡惨重。尽管潘复生采用了铁腕*，黑龙江的夺权与反夺权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捍联总”与“炮轰派”双方达成“关于*若干问题协议”，才算止息。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六）

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北京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任主任。此后，由于全国各地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严重，夺权斗争一度陷于停滞。

为了扭转混乱的局面，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毛主席批准对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制造混乱的前线指挥王力和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活动猖狂的“造反派”。十月七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六七年七至九月间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谈话，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他还告诫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这对解放干部、促进各派联合、抑制混乱局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对许多地区行文指令或召集一些派斗严重地区的两派头头进京谈判，如安徽、新疆、四川、福建、鞍山、沈阳、长春、黑龙江、广西、宁夏、西藏等。

一九六七年底才又有青海、内蒙、天津成立了革委会。

至一九六八年元旦全国共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完成“夺权”的仅仅是个小零头！足见“夺权”之艰难。这速度远远没有达到毛主席想在一九六七年实现全国全面夺权的战略目标。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掀起了第二个夺权高潮。由江西开始，先后又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出现第三次夺权高潮。在此期间，云南、福建、广西、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到此，全国二十九个（除台湾外）省级单位的夺权在表面上形式上宣告结束，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内部的实际的派性斗争、权力斗争却如地心之火，不停地奔流，时不时喷突、爆发。

至于地、县、区、乡和各部门、各单位的夺权，宛如舞厅里的太空旋转灯样瞬息间几轮已过。这派夺过来，那派夺过去，你方唱罢，他又登场。因而夺权之事差不多每日皆有，甚而一日几起，喜庆的鞭炮不绝于耳，祝贺的电报似暮春的柳絮漫天飞舞。

轰动全国的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究其原因也是为了权力二字。一九六八年三月末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两派学生展开了大规模武斗，直到“工宣队”进校方才停止。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始，至一九六八年九日五日最后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这一年零八个月是由一个“权”字贯穿起来的，全国七亿人民，只要是有思维能力的几乎没谁不想这个字，甚至清醒的时候想，睡在梦里头也想。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它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不同的是有人想夺权，有人想保权，还有人要反夺权。所不同的是做领导、当头头的多半想的是政权，一些人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少数却是被权欲驱使；做为群众大多是怕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希望有个真正的维护民众利益的的政权。但是，不管为了什么，大家都在为“权”奔波、忙碌、号呼、斗争。而在当时，权与派差不多是同义词，因为在夺权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明确表示要“造反派（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样就把“保守派（保皇派）”排斥于外了。“保守派”的头头和广大群众当然不甘心，他们也拥立一个认为合自己心意的又有资格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进行夺权或反夺权。红透的桃子岂有拱手让人之礼？“造反派”是寸土不让、寸权必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