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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我觉察到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浑为一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他们之间没有妥协，只有冲突。一位成为胜利者，一位成为失败者。

说来也奇怪，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很相象。他们都是东方人，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离开中国，1949年和1957年，他先后两次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介石也只有两次出访，离开亚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出席四强会议。他们两人经常长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毛泽东利用这一时间写诗：蒋介石则经常一边在山间散步，一边背诵古诗。这两个人都是革命家。毛泽东造了他专横的父亲的反和整个社会的反，蒋介石则造了国内腐败、对外软弱无能的满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蒋介石割掉他的辫子——这是造反的象征——比毛泽东还早七年。

他们两人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差别，也有实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

他们都爱国，毛泽东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胜利之后，毛泽东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书写，而且是为了铲除造形复杂的汉字所写成的历史。蒋介石在溃败之时，还在接送难民的分舰队中腾出地方，枪运了近400，00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去台湾），而把他的许多忠实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毛泽东：“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思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周思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象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来在黄浦军校工作时，是蒋介石的下属。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明智的共产党员”。几年之后，蒋介石却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但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第三位伟大的领袖——蒋介石。我既以美国副总统的身分、也以美国公民身分与他保持着联系，并与他建立了极其珍贵的私人友谊。我高度评价这一友谊。这就是与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对我来说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个人经历的原因。

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欢迎我致他们在台北的豪华公馆作客。蒋夫人充当谈话的翻译，但她有时也参加讨论。象蒋夫人这样曾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当翻译，真是再好不过了。她的汉语和英语都十分娴熟，很有辩才，再加上她对她丈夫的想法了解透彻，所以她在翻译中遇到汉语或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时，都能够斟酌损益，把原意准确地表达出来。

更重要的是，蒋夫人远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译。历来育一种风尚，这就是贬低领袖们的夫人在历史上和个人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她们的扬名、显赫，只不过是与其丈夫结婚的自然结果。这不仅忽略了这些领袖夫人在幕后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贬低了她们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才智、说服力和道义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为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蒋夫人与毛泽东的第四位妻子江青相比，其性格的差异比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差异更大。蒋夫人是一位有教养的、修饰华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江青则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