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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台湾陆地防务，沈葆桢另外多方请调陆军。在碰了几处闭门羹后，最终得到了来自直隶的喜讯。沈葆桢向李鸿章提出的请求得到李极为爽快的回应，李鸿章当即挑选驻扎在江苏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铭字武毅军13营6500人开赴台湾驻防，同时告知沈葆桢，台防如有需求，淮军还可再出19营助防。面对李鸿章的慷慨襄助，沈葆桢感激涕零，自比“贫儿暴富”，李、沈二人的关系就此开始变得密切起来。此后在购买蚊子船、铁甲舰等事务上，李、沈都曾有过配合。有感于李鸿章在洋务建设中的砥柱作用，沈葆桢曾尊称李鸿章为托塔天王。（25）

今天已是旅游胜地的台湾旗后海滩，百余年前船政的“安澜”舰即在这批海域不幸被台风摧折。

经沈葆桢和具体分管淮军营务的盛宣怀洽商，唐定奎部淮系铭军从徐州南下至长江边的古渡瓜州集结，再由船政派出“伏波”级改型商船“永保”、“琛航”、“大雅”前来载运往台湾。数量众多的“伏波”级150马力军舰成了抗衡日军侵台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当时日本侵台舰队中真正的军舰其实只有两艘，炮舰“孟春”排水量仅357吨，长度不过39。9米，航速区区7节，武备只有两门火炮，不仅与“伏波”级炮舰相形见拙，即使与船政的“湄云”级炮舰相比，也显得实力单薄。作为侵台的主力舰，“日进”的舰型与船政的“万年清”类似，排水量1468吨，装备七门火炮，航速9节。单从火力看与船政的“扬武”舰相似，但是考虑到仅此一艘，面对大批船政军舰，顿有势单力薄之感。与舰型整齐、大批集中，且战斗力都居于日军之上的中国船政舰队相比，七拼八凑而又实力不济的日本舰船颇容易给人一点叫化子舰队的观感，犹如夜郎自大，蚍蜉撼树。

经实力抗衡，外交折冲，日军侵台事件遂于1874年末以和平方式结束。为巩固台湾防务，集结在福州、台澎的船政军舰大量留用，担当着往来巡缉、运输、报信等任务。但是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就在与日军抗衡期间，台湾海域发生了特大风暴，“飓风骤起，商船业经收澳者亦颠覆数十号，沿海民居间有倾塌”，船政舰队中也有三艘“伏波”级军舰相继不幸遇险。

1874年7月15日，“伏波”舰由贝珊泉管带（“万年清”首任管带贝锦泉之弟），护送曾经代理过船政大臣，此刻任台湾道的夏献纶赴苏澳登岸，前往组建地方团练，以抗御日军。16日，“伏波”舰离开苏澳，预备前往基隆补给燃煤，刚出港湾，海上顿起风暴，大浪推涌下，军舰竟然“风威火力相逆，轮泥不前”。熟悉航海的人大都明了，在遇到如此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倘若中途掉转航向，一旦船侧被风，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台风前锋，贝珊泉毅然下令继续航向基隆。在距基隆港还有20多海里时，台风更大，“天色如墨”，“伏波”被风浪推得没有招架之力，根本无法进港，只得随着风势航行。入夜后，风浪益发猛增，船上前后桅杆均被折断，舱面的设备损失惨重。险境中贝珊泉指挥全舰官兵奋力与风浪搏斗，经过一昼夜的努力，被台风摧残得面目全非的“伏波”于7月19日安全抵达船政，遂立刻拖上船坞修理。（26）

与“伏波”的有惊无险不同，另外两艘船政军舰就没有如此幸运。

9月26日，运送唐定奎部淮军在台湾登陆后不久，29日“伏波”级改造商船“大雅”在台南安平港突遭台风，管驾罗昌智适有事上岸不在舰上，处于锚泊状态的“大雅”舰规避不及在狂风恶浪中不幸沉没，“十九日郡城狂飙骤起，屋瓦皆飞，‘大雅’罗昌智管带官在岸上不及开，浪淹于安平”。事后经过抢救，共救出船员59人，另有6人自行凫水脱险，10人不幸遇难。这艘船从竣工至沉没还不及半年，至为可惜。（27）

与此几乎同时，和“济安”舰一起停泊在台南旗后（位于高雄湾入口处）的“安澜”舰也在这次台风中不幸遇难沉没，这艘装备了船政局创制的第一台蒸汽机的国造军舰，就此与国永别。沈葆桢最初以为“安澜”沉没原因是锅炉炸裂，后经仔细查明，“安澜”当时遭遇大风恶浪，舰体被推涌搁浅遇难。幸亏管带吕文经处置妥当，仅有一名水兵罹难。万幸的是，当时与“安澜”同时停泊在旗后的“济安”舰没有受损。（28）

海难发生后，沈葆桢即组织相关人员设法打捞二舰。经过勘查，二舰的舰体都已严重损坏，整体打捞的可能微乎其微，于是又设法打捞蒸汽机。经过一番努力，亦无从入手。惟有的成果是将“安澜”的舰炮如数打捞出水。当时沈葆桢为了巩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