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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摄影机磁带的转动，墓室中的一切立即出现在外面一个早已安放好的监视器的荧屏之上，而在外部围观的众人可通过荧屏映出的彩色画面，详细观察墓室内的状况……当韩悦身扛摄影机大汗淋漓地走出时，墓室内的一切也就清楚明自了。

根据姜言忠和韩悦分别拍摄的照片和画面可以看出，墓葬前室的顶部由一整块巨大的石板覆盖，这块盖石被凿山盖楼的推土机那沉重的履带碾断后，又遭到了民工铁锹镐头的撬砸，致使这块完整的盖石断裂成四块，并上下错位达10厘米，最宽的裂隙达3O多厘米，当初考古队员黄淼章下地宫查探时，正是从这条裂隙钻人的。现在，各种迹象表明，这块断裂的顶盖石已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如进人墓室发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拆掉顶盖石，排除险情。而要拆掉顶盖石又不致砸坏下面的文物，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支顶的措施，只有将顶部全部承托起来，才能安全稳妥地将断石拆移，并为下一步清理东、西两耳室腾出一个活动的空间。这个发掘计划制定之后，受伤住院治疗的麦英豪也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来到了发掘工地。在他的主持下，由自己的弟子、精明干练的考古队员冼锦祥和古运泉两人率先行动，冼、古两人得到指示，立即行动起来。当他们冒险进人室内后，草测了已露在积土沉渣外部的铜鼎、陶瓶等几件器物的位置，并将器物暂时取出，然后在室内地面铺一层塑料薄膜作垫，以防文物遗迹混乱或损伤。塑料薄膜铺好后，在其他人员的协助下，通过石门断裂的缝隙，慢慢把几十个塞满木屑的麻包运进墓室，垒叠成一个方形的支柱，用以承托起顶盖石的断裂部位。

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发掘人员小心地将顶盖石上厚约O。9米的夯土层掘去，使盖石全部暴露，尔后动用吊车，先把墓门之上那块断裂为二的门额石吊离，接下去起吊两扇石门，最后，吊车的长臂伸向顶盖石，用足气力抓、提、转、放，使四块巨石先后脱离了庇护2仪D余年的墓室。由于发掘人员事先在顶盖石下垫有麻包以防止碎石崩溅，断裂为四的顶盖石吊离后，墓中的文物安然无恙。

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撤出堆叠的麻包，以便从事墓室文物与遗痕的清理。

当发掘人员陆续进人这个被揭了顶盖的石制墓室时，感觉最醒目和扎眼的就是四壁满布的云纹图案，这种分别用红、黑两种颜料绘制的装饰性图案，生动鲜活，清新亮丽，笔触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那彩绘的大小不同的云朵看上去如被腿风卷起，狂飘裹挟，形成了一种奔腾、飘逸、凌空飞旋的浩瀚气势。

同古代无数杰出的建筑大师和艺术家虽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却没有为后世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发掘队员同样没有在墓室中找到这位丹青高手的名字。只是在门坎后部的顶门石L发现了一方用卵石做成的墨砚，墨砚之上放置着一小块砚石，砚石的表面尚沾有黑中泛红的颜料，经现场鉴别，这种颜料和绘在墙上的卷云图案的颜色相同。由此可见，这方卵石墨砚就是绘制墓室图案的工具之一。按正常的制度和规律，顶门石之上是不会存放这种器物的，这种颇有些反常的器物遗存，是否是当年那位画师在画完石壁上的图案后，由于一种意外的原因匆匆忙忙地走出墓室，而仓促间遗留在这根顶门石上的？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由于缺乏更充足的沦证。发掘人员只好作为一种猜想暂时将这个问题存留了下来，以待日后研究。因为此时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清理墓室中其他的文物。

清理工作按原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出土的器物看，整个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除清理出的大铜鼎、玉佩饰、玉璧和石砚等较明显的文物外，发掘人员又在墓室的东侧发现了一殉人的棺具遗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在这片板灰痕的南北两头，分别有一把铁刮刀和环首铁刀，两者相距1。2米。在两把铁刀之间，排列着一组工佩饰，尽管穿结的织带早已腐朽无痕，但那散落的玉璧、玉环、玉磺和一件婆金的铜环等器物，由北而南形成一条明显的直线。从出土的位置看，这串组玉佩饰应是覆盖在殉葬者身上的。就在这组玉佩饰的一个大玉　璧旁，发现了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　四字，长宽均为2。4厘米，重27。97克。考古人员据此推断，这方印　就是殉葬者本人生前所佩戴的实物。据后来研究，印章上的“景”　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　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断　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