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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评《金瓶梅》“差足淡人情欲”，不符合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关于对《水浒》的肯定评价，也不符合他自己阐明的情欲论。对《三国》评论时，妄改前序“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为：“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显得不通。原序文核心一段，论三国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演三国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然后紧扣这两句展开论述，贯穿“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的论点，这是李渔“有奇事方有奇文”文学观点的体现。由事奇文奇又说到书评，引出《三国》毛评。最后点明“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3郾两衡堂本李序删去了原序文评毛氏评语的一段文字，删去了“六种人读之六快”的一段文字，把“第一奇书”改称为“第一才子书”，把原序“前后梁”误作“前后汉”，最后声称“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

①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

僭为之序矣”，“余兹阅评是传”，“是为序”，似乎说以前写有一篇毛评本序，今为“余兹阅评”的本子再写一序。然而两序框架、部分语句相同，而又有删改、添加的文句，移毛评本序为“余兹阅评”本子的序，露出了篡改、假托的痕迹。两衡堂本李序中评《金瓶梅》说：“夫《金瓶梅》，不过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淡人情欲，资人谈柄已耳，何足多读。”为原序所无，不能看做李渔对《金瓶梅》评论文字。这段评论不但不能说与崇祯本评语合拍，而且与崇祯本评语肯定《金瓶梅》为世情书，非淫书，评人物“情深”、“韵趣动人”，赞扬作者为“写生手”云相去甚远。不能成为“李渔评改《金瓶梅》”之根据。至于说，认为崇祯本第三十八回有一条眉批是李渔“声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予书”是由于未作校勘而产生的误解。所引眉批刊刻有误：“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不气。若谓予书好色亦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也。”然而，北大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此眉批均作：“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亦不气苦。予尝谓好色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矣。”“予书”显系误刻或误引，“予尝”为正。

李渔不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改者（3）

张竹坡评《金瓶梅》康熙年间原刊本扉页框内右上方题“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后来出现很多种翻刻本，其中有一种扉页上端题：“康熙乙亥年”，框内右上方：“李笠翁先生著”，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在兹堂”，这种本子无回前评语。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此时李渔已去世十五年。翻刻张评本，书贾慕其盛名，伪托“李笠翁先生著”。查阅全部张竹坡评语，未有一处提到《金瓶梅》与李渔有关，原刊本明确标明“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没有任何伪托。张竹坡主张不要无根据地去猜测作者姓名，他在《读法》第三十六则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现存《金瓶梅词话》为十卷，《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①见《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85页。

为二十卷。崇祯本在刊印之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十二，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谢肇淛看到的这种抄本应是崇祯本前身，说明崇祯本改写评点在词话本刊刻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就进行了。崇祯本至晚在崇祯初年即刊印。刊印于崇祯元年（1628）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提到“不习《金瓶梅》之闺情”，崇祯二年（1629）编纂的《幽怪诗谭小引》将《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同时提出。崇祯五年（1632）刊本《龙阳逸史》首有月光型园图，刻工为洪国良，他也是《金瓶梅》崇祯本图像刻工之一以上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崇祯初年已刊印流传。此时李渔十八岁左右，可能在如皋或兰溪，尚未开始其创作生涯，尚不具备评改《金瓶梅》的环境与条件，甚至尚没有读《金瓶梅词话》。但是，或问：李渔和《金瓶梅》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笔者认为有三方面关系。1郾他在醉畊堂本《三国演义》序中引冯梦龙四大奇书之目，并说“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肯定《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