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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却仍然尖锐地指出这头醒狮其实和过去一样还在“倒悬”着哩！

事实就是这样明显地摆着，待在家乡，浪费青春，是不行了。是时候了，走出四川，走出夔门，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祖国谱写最新最美的乐章，正其时矣！

就这样，这个沙湾小镇上的娃儿，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按他大哥的指引，出国门，到日本，去留学，闯世界，尽管迎接他的会是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一条更广的人生路已摆在他面前。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三、新青年·新时代·新潮流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影响深广。广大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动员，高喊口号，开了青年学子游行示威的先河，为贯穿20世纪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表率。运动的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卖国政府丧权辱国的表现，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和反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他们要求作为民国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实际已经滥觞。以高张“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新青年》的创刊起算，应该从1915年开始。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思想酝酿舆论准备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还处在愚昧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暗夜里。自此而后，中国才有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革命和斗争；经过它的洗礼，才在这些革命和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怎样高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为过！

毛泽东和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具体而言，正当五四运动处在高潮时，他们两人恰好又都不在北京，不在运动的漩涡中心。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虽然在北京大学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闯将，结识了一些新进人物，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和熏染，但到1919年3月，即在五四青年学生爱国流行运动前夜，他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自然，他未能投身北京的学生运动，但他参与组织的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和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总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青年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许多学生出国学习取经，也是为了探索救国求民的道理和途径。毛泽东自己没有出国，1919年4月6日，他在送走留法学生之后即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传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他在长沙积极响应，联络同志打起“毋忘国耻，誓死反抗”的标语，在当地立即掀起爱国热潮。接着又发动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湘江评论》等，开展“驱张”（驱逐坐镇湘省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为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这一切，充分表明他一直是站在新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

比较起毛泽东，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他是1914年抵达日本的，在东京高等预科学习之后，开始是学医，因生理缺陷（两耳重听），改而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正处在苦闷探索的亢奋期。生活在日本的郭沫若，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深刻感受，　曾说自己当时“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与此同时，国内传来民情波动的消息，加在一起，使他情绪更难以抑制。此时的他，不仅想借文学为突破口，写作出奔腾呼号的作品，也和许多爱国留学生一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内爱国风暴。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刚过的6月，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夏社”主要活动就是广为搜集日本报刊上的侵略中国的言论，然后译成中文刻印出来寄往国内，以激起国人反帝爱国的热情。在“五四”时代气氛和精神的激发感召下，他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一般喷突出来，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后来回忆说：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创造十年》）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不朽的名篇，如《凤凰涅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