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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郁达夫同去任文科教授时，郁达夫欣然同意，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郭沫若表示同意的回信寄出不久，广东大学的聘书和旅差费就很快转到了上海。

聘书和旅费是由林祖涵（伯渠）的弟弟林祖同从广州直接带到上海的。可见聘任和受聘的两方面都非一般的积极和热情。

以郭沫若在文坛的影响，他能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既是他的荣耀，也是广东大学的光荣。同样，郁达夫同意到广东大学任教授，既是郁达夫本人的心愿，也是广东大学的壮举。

当时的广东大学已经聘请了许多国内知名的学者教授，郭沫若以及郁达夫的加盟无疑使广东大学力量更加壮大，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3月18日，也就是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之为“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一艘轮船响过最后一声汽笛，缓缓驶离黄浦江口，向大海的深处驶去。轮船上就载着郭沫若和郁达夫；他们在微雨中告别了家眷，登上了这艘轮船，高高兴兴地奔向憧憬已久的广州。他们当然并不知道这一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惨案的血预示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要经过漫长痛苦的道路，黄浦江口上空密布的乌云也显示出郭沫若、郁达夫们前途未必那样光明。

但是，有一点是郭沫若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他将在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广州和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相会，并由此和他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这位重要人物在今后的岁月里，将领导中国人民掀起天翻地覆的斗争，彻底改变旧中国的面貌，让全世界都感到吃惊。

此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说到的毛泽东。

●四、相会在林伯渠的书房里

经过五昼夜的海上航行，1926年3月23日清晨，郭沫若等乘坐的轮船终于抵达广州。

说来也巧，离开上海的时候，天上下着微雨，到达广州时，天也是微雨茫茫。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郭沫若他们的情绪。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使他们不会考虑这些自然气候。他们在轮船还未靠岸时，就着急地走上甲板，紧靠船舷，激动地从站立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寻觅自己熟悉的人的身影。

他们很快就看到有人在招手。

那是成仿吾。他也是创造社的一位元老和干将，当时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是他一手操办了聘请郭沫若郁达夫来广州的事情。于公于私，当然都应该由他前来欢迎。

还是在海上的轮船中，郭沫若和郁达夫就热烈地讨论抵达广州后的事情。他们尽量发挥着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计划着自己要干一番的事业。

郭沫若想到自己要担任大学文科学长，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让他写什么诗作什么文章，那他真是举重若轻，不在话下。但到大学做文科学长，倒正应上了一句俗语：“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过，郭沫若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极力主张张扬个性，曾经写过一首诗《天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如此博大的胸怀，磅礴的气势，在诗人郭沫若面前，还有什么不可战胜，不可克服呢？然而，现在来到的毕竟是一个新的天地，要做的毕竟是一个极想做而又极想做好的工作，郭沫若心里总还是有点不踏实，不能不想得更周到些，更细致些。

他在到达广州的几天后，在一篇文章里说道：“我这次到广东来，本是抱着两个小小的志望来的。第一个我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绵薄。……第二个志望是想在珠江流域的文化上加添一些儿涓滴，更换句切实话来说，就是我想把我们广大的这个文科，尽力地把它弄成一个近于理想的组织。”他又说：“我们要造一座庄严的殿堂，不消说堪为栋梁的大木是必要的，而且堪为地基的小砂小石也是必要的。我到广东来的第一个志望就是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砂，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石。”透过这些话里所包含的谦逊与虔诚之情，其实人们可以清楚看到郭沫若所怀抱的“志望”不是很小，而是很大他的确是打算轰轰烈烈干一场革命，干一番事业。

然而，出于诗人的敏感，一到广州码头，郭沫若就觉察到一丝不十分正常的空气，那是一种多少显得有些紧张的空气，以至他后来说觉得广州“也并不是什么乐土”。

郭沫若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