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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从目击者口中听到惨案发生的详细经过。他就像亲眼看见了端起的步枪和举起的木棍，看见了外国巡捕“两手都握着手枪，鹰瞵鹗视地东奔西突”。一向是满腔爱国爱民的激情的郭沫若，他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惨案发生后，郭沫若立即起草了一份《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在《宣言》中，郭沫若悲愤地写道：

“五卅”惨剧，英人残杀我无数同胞，激起我们空前的民气，我们于悲愤泣血之余，亦闪出希望的光辉，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我们的国家，素号为睡狮，到这时是真正醒了。

就在惨案发生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郭沫若愤然写出了以史喻今的两幕历史剧《聂嫈》。从剧中人物无畏和反抗的性格中，读者可以领会到郭沫若的良苦用心，可以看到他歌颂“君义已云高”和“义气耿千秋”的真正目的，唤起现实生活中的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

诗剧《聂嫈》在当时的上海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与另两出诗剧《卓文君》、《王昭君》一起结集出版，取名《三个叛逆女性》，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郭沫若并没有停止于此，满足于此。他本人无疑是更渴望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到革命的最前线去。

从当时的情况看，革命也确实需要他这样一些有胆识、有热情、有能力同时也有巨大影响的宣传家和活动家。

这样，郭沫若南下广州的主客两方面的原因都已具备，都已成熟。现在，就等着契机的来到，等着有一天忽然出现一个引发点。

这个契机，这个引发点，很快就来到了。

那是1926年2　月末尾的一天清晨，郭沫若照旧起得很早，他总要在早饭前赶写出一些文字，或者读一点书。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出奇地高。早餐后他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广东大学寄来的，信中非常诚恳和热切地表示希望他接受该校文科学长的聘请，也就是请去做现在一般所说的文学院长。

这当然是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

广州，是他向往了许久的一个神圣的地方了。此前他一直没有机会亲赴那里，但他始终关心着那里的局势，他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与那里的脉动保持着一致。他一向认为：在“中国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担当国民革命这个工作的”，能够“改造中国的局面”的，只有“国民革命策源地”广东。现在，能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郭沫若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他得到广东的聘请，一时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立刻跑到同在上海的另一位创造社成员也是他的好友郁达夫的住所，和他商量，希望他和自己一道南下。

当时，郭沫若还准备多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同行，因为他知道，大家的愿望是一致的，大家的理想都是能到广州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常云湄、蒋光慈和田汉都有各自的职守和各自的原因，一时不能离开。这时，只有郁达夫积极地响应他，表示可以和他同行。

于是郭沫若立刻给广东大学回信，表示欣然同意接受广东大学的聘请。

创造社另一位元老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界影响和声誉也并不怎样小于郭沫若。

和郭沫若不同的是，郁达夫当时是以其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着名于世。他的一些小说如《沉沦》、《南迁》等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人甚至刻意模仿作品中人物的穿戴，其影响之深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当时郁达夫政治思想也十分激进。以他当时的思想论，虽然他口口声声谈“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但就其实质也还是应该划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不过，就他当时一些言论看，他在一些大是大非上，还是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超前观点的。譬如当时国民党右派在“五卅”事件后乘机用“赤化”、“共产”等罪名陷害革命群众。郁达夫即尖锐指出：“说对方是‘赤化’了”的人，还有“攻击共产党的诸君”，“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这样明白公开的言论，在当时还不是很多的，因而对于长革命派的志气大有好处。

郭沫若邀郁达夫一同南下时，郁达夫正在上海和郭沫若等一道组建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创造月刊》，正是创造社由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转到“为革命的艺术”的时候，一般被人看作是创造社的转换期，亦所谓创造社的第二期。郁达夫革命思想高涨，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当郭沫若接受广东大学之聘担任文科院长，而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