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2/4 页)

而在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中间，就有十分活跃并且常在一些活动中起着积极骨干作用的人物郭沫若。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郭沫若回国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忘我精神，积极工作，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他开始在国共合作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940年，由于蒋介石政府意欲把持第三厅这一敏感机构，迫令三厅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三厅工作人员在郭沫若带领下，愤而退出三厅，三厅名存实亡。迫于无奈，蒋介石下令由原三厅人员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南方局乃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动员原三厅人员接受这一安排，目的为了能够借用这一政府合法机构的名义，同国民党开展合法斗争，团结革命、进步的文化力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以争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文工会仍由郭沫若主持。文工会虽然在机构和人事上较之三厅有所变动，但基本阵营基本力量并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文工会比前更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和革命的文化人，这一点只比原三厅进了一步，而没有多大不同。而且文工会也和原三厅一样，分城乡两处办公；而城区办公处也还是设在天官府七号。所以，从总体看，文工会一开始就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没有被他们束缚住手脚。由于文工会的工作取得突出的成绩，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被大后方的群众誉为“第二红岩”（中共办事处所在地）和“第二（八路军）办事处”，名副其实地成为活跃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重庆的革命文化堡垒。

当然，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会满意文工会的工作，而且更因其处处与自己作对，更视文工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又勒令文工会解散。

导火线就是由文工会策动组织发表了一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公开发表）。

这里有必要对这一情况和当时的背景作一简略交代。

本来，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来到，全国人民民主建国的呼声日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废止一党专政。为形势所迫，国民党当局也开始了与共产党的接触和谈判。然而，国民党当局不过是为应付国人民心，并不是要真心谈判。因此，当时在社会上一些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断发表声明和宣言，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认真考虑人民的愿望。

1945年1月1日，由黄炎培等60余名社会贤达联名发表《时局献言》，要求国民党和各党派切实合作，并力挽西南战线的抗日危局。

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又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立即释放政治犯。

2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邀请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邓初民、郭沫若等到中共办事处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并向记者发表谈话，表明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筹组联合政府问题。周恩来重申目前全国人民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活动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要求。

2月13日，重庆妇女界也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次日，周恩来再次在离中共办事处不远的上清寺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郭沫若等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各党派与民主人士代表，就当前国家大事交换意见。一时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也都纷纷行动，发表宣言，热烈响应中共提出的号召。

在此情况下，文工会遂组织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

宣言由郭沫若起草。

据郭沫若说，考虑到实际效果，宣言“没有敢用‘宣言’两个字，而是客客气气模仿了工商界及其他的作风，用着‘进言’两个字。”

但是，“进言”的内容是实在的，语气是尖锐的。

“进言”一开始就点到实质：“道穷思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