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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十分严重，从而决定“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对于由“整风”到“反右”，郭沫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始至终还是两个字：

“紧跟”。

他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他一开始就亲耳听了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并且多次在最高国务会议小组会这样的高层次会上讨论这一讲话，应该说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是知道得比一般人早，了解得比一般人深的。他当时也真是诚心诚意认为党的工作（首先是他自己的工作）确实是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的，说“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他也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人民群众对党整风提出的意见。在5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上，他不但认真听取了到会的科学家们对科学院领导作风的批评意见，还诚恳表示今后要常下到研究所里和大家谈心，从四面八方来把彼此之间存在的“墙”拆掉。

然而，当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人民日报》吹响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角，他也就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就在他看到毛泽东写的给党内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后，便在6月27日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现在，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经他这么一说，好像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完全是那些“右派”违反了民意，触怒了人民，是自下而上地要求给予反击。更有意思的是，他以自己的“机智”十分巧妙地回答了记者问到的关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问题。他说：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

郭沫若在这里显然是似是而非的诡辩。究竟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应该有一定标准。这个标准，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国家的宪法；这是不能由谁从自己的角度随意加以改变和解释的。按照郭沫若的说法，谁违反了国家大法，真的“动摇了国家的根本”，那当然是有罪的。问题是，当时绝大多数“右派”并没有触犯宪法，也不是有意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真心诚意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向党整风提意见。如果说有什么不对，也不过是有些议论比较过火，比较偏激。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当时有许多话说得是很对的。然而，在那时反右派斗争中，都被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下就被划作“有罪者”。这样，反击他们，批判他们的反动言行，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郭沫若的说法，实际上是为当时的错误做法作了合理合法的开脱和解释。

郭沫若当时也尽量抽时间参加批判右派的座谈会，还到会必发言（不排斥由于他当时的身份，人们都要他发言），有些发言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违心，现在看来都是糊涂和错误的。如他在说到有的作家要求多一些创作自由时，他居然说：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情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些话，如果不是违心，就是他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感受不同，或者就是他官僚主义不了解实情。其实，他不应该不知道，自建国以来，到那时为止，文艺界接连不断开展思想批判运动，已经让一些文艺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进行创作不能不小心谨慎。这种情况，到底是自由多了还是自由少了，是民主不够还是集中不够，不是十分清楚的事吗？

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沉重的。

由于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由于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分析，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理论上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庸俗化，在实践上搞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所以自建国以来就表现出的偏向，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总结和克服，反而愈演愈烈。如果说由批判《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对于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并由此发展为“深挖”“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主要地还是限制在知识界，批判所据的“言”总还算有文字为底本，反对“右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