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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环境说，此时的郭沫若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处在生活工作相当“清闲”、思想精神却十分矛盾苦恼的状态。他对这一次的“大革命”（何况这“大革命”之前还冠以“文化”二字）不甚“理解”，却又颇想投入“革命”，进行“革命”，以一个“文人”之身，他除了选择着述又还能作其他什么工作呢？

再具体一点讲，有人说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谈起过自己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甚喜欢杜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毛泽东本人是位大诗人，他对我国古代一些诗人有继承，有偏爱，完全可以理解。这从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同时，他作为诗人，对于同样是诗人的郭沫若有时会谈起诗学诗艺，也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事。郭沫若自己也从小就喜爱李白，受李白的影响很大，很深。对于杜甫，他也从小就受其影响。但因为个性情趣的差别，再加上与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理解的深度有关，他对老杜的感受不及对李白的深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所以他在谈及自己的童年时代所受的诗教时就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这其实也是可以允许和可以理解的事。而要决定写作《李白与杜甫》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当时据传李白被认作“法家”诗人，杜甫则被划为“儒家”诗人，郭沫若不免为时风所动，既然想有所表现，也就自然要选择这个大题目，并且不能不考虑当时的流行见解了。

这，大概就是郭沫若为什么要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大的、中的和具体的动因了。从这些动因可以看出，他写这部学术着作，既不是和毛泽东有什么直接关系，也不是和毛泽东绝无关系。

郭沫若在写作《李白与杜甫》这部着作时，是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努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多角度对李杜二人进行评价的。

《李白与杜甫》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关于李白；（二）关于杜甫。从两大部分的标题及所设节目看，作者无论是对于李白或是杜甫，都是择取一些自认为是一些重要而又感兴趣的问题来进行论述，并不是对这两个大诗人全面系统的论定。当然，通过对这一些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对待李白、杜甫二位诗人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不过，似也不能说就此便是作者对两位古代诗人的总评价总判断。

毫无疑问，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李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李白的喜爱。

过去人们对李白的认识，即便是对李白比较偏好，也多是把李白看作是风流“诗仙”，生活里充满着“金钱”、“醇酒”和“美女”，有意无意地对李白加以非难。郭沫若似乎较能懂得李白，较能理解李白。他在这本书里几乎用了关于李白的一半篇幅专门分析李白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及参与政治活动的失败。如对于李白所作《永王东巡歌》，作者从第一首至第十一首都作了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

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璘（永王）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由此来说明，李白不但有相当的政治头脑，而且也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不是什么“仙”，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不仅有得意，有成功，也有失败和挫折，这一些，都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他个人的命运也是紧紧地和社会连在一起的。

不仅如此，郭沫若还通过对李白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分析，指出他是一位极有自己个性的诗人。在李白的诗歌中，不论有无诗人自己出现，却总是融进了他自己的情感，这就是始终勇敢地反对传统观念、不断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探索人生奥秘。

这在当时封建社会，实在是超拔卓群，非同凡响。而作者正是要向人们揭示出：

李白的可爱，李白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原因也就在这里。

和对李白的论述及评价相比，《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论述及评价就要显得苍白。

郭沫若并不是要存心贬抑杜甫。从他的主观上说，他是想在这本学术着中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所以时时处处不忘记从人民的角度去评价人和评价事。他在写作这本书时就设想到自己的观点会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