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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幢3层那个八角厅每逢周日必有晚会。人人饭后拎张小板凳，个个争着演节目。这层楼人才济济，连乐队都是现成的，从提琴二胡横笛洞箫到手风琴曼陀铃应有尽有，曲子一支接着一支，反正无论大人歌小孩歌，情调都是那么欢快那么健康，韵律如山溪如月色，又亮丽，又柔美，从八角厅扬洒出去，溶进山城的夜晚。

满城飘着苏联歌。无论日出枇杷山还是月印长江水，总能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管是北风凛冽还是春光明媚，到处一片《红莓花儿开》。山城还唱“贝加尔湖，我们的故乡”唱“冰雪笼罩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唱得热忱坦荡，如同唱自己的故园。我永远忘不了那首《列宁山》，忘不了我的同胞曾如何去歌颂一个他们绝大多数人终生从未谋面的民族，去歌颂这个民族的风物、领袖、首都，如同歌颂中华民族自己的理想。那些朴实精悍的山城人，一群一群一伙一伙地合唱着：“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从高高山上我们眺望四方，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这7年来，我不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却再没发现过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如我的同胞曾经的那样，带着那么宽广的亲情，那么厚重的敬意，那么彻底的爱恋，带着整个民族那么深切的祝愿，去赞颂另一个民族！没有，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那时候，老师天天给我们描绘着苏联。自然老师介绍发现条件反射的动物学家巴甫洛夫，和成功嫁接梨苹果的园艺家米丘林；地理老师讲官厅水库，讲西伯利亚大森林；语文老师让我们轮流朗读《马特洛索夫》、《鼓手的命运》；历史老师津津乐道于《冲击冬宫》和《察里津保卫战》；连美术老师也变得伶牙利齿，下了课还在说列宾如何画伏尔加纤夫的故事；政治老师则斩钉截铁地预言着：“帝国主义将来一定要灭亡；全世界劳动人民正以苏联为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那种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然后再着手建设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那就叫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如此光明如此快乐如此简单又如此全面，我觉得社会主义好比一道闪电，使我的脑海心田一下子就亮了，就开了，就装满了这种理想。老师说这叫远大理想。

第十二章

我始终也没有当成政治家。他也没有。他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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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远大理想一下子就拉得让我可亲可近的人，是住我家隔壁的柴天惠。柴天惠是个大学生，老爱像苏联姑娘般穿件花格子“布拉吉”。再顽皮的小孩儿见了柴天息都是毕恭毕敬的——因为大学生，比英雄母亲更令人景仰。只要个人努力，肚子争气，就多可以成为英雄母亲的；但要成为大学生，却非扳倒许多对手不可。那时代，平均每2000人中，只能有一个进得大学之门。

柴天惠建议我们给苏联小朋友写信。她让我们各写一封，介绍自己的情况，标明各人就读的学校、年级。班次、座位，然后逐一为我们译成俄文。她回去翻译时，我们这帮小学生全聚在八角厅诚煌诚恐地等待。她妹妹柴天华，一会儿一次地到厅里向我们宣布：“我姐姐，她又翻好一封了！”那神态之骄傲，像故事里那一类最刁蛮的公主。

信翻成俄文后，柴天惠又让我们伸出右掌盖在属于自己的那份俄文上，然后用铅笔把手掌轮廓仔仔细细描下来。信全是寄去莫斯科第一小学的，并依照我们各人的情况，写上某年级、某班次、某座号同学收。却是没有收信人姓名的。因为谁也不知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信，且满怀热情。然后，我们这层楼的全体小学生就一路唱着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雄赳赳结队去上清寺邮局寄信，之后就开始等回信，等得很煎熬。我们楼下有个大信箱，没盖的，钉得很高挂在大门附近的墙上，要大人们才伸手够得着。我们天天叠罗汉，轮番儿踩在小伙伴肩上看有没有苏联来信。又过了一周，索性跑到大院外面天天等那邮递员。终于有一天，被半路截停的邮递员掏给我们一大捆信，他又兴奋又惊奇，喊道：“苏联娃娃居然会写中国字哟！”

我们每人收到一封回信。信封上有一笔一笔描出来的姓名和地址，拆开一看，信上也画了巴掌，还附了照片，却我们咋也看不懂俄文信了。于是大家又开始到路口去盼柴天惠

给我回信的是个男孩，叫沃洛加。他寄来张照片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