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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留住,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
巧布“空城计”,智退敌兵1941年12月,叶剑英告别周恩来,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国统区斗争生活,从重庆飞回延安。这时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阶段。日军集中重兵疯狂进攻根据地,实行“总体战”,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逐次消灭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更危险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打着“曲线救国”旗号,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作战。为打破敌顽夹击,中共中央战胜双重困难,坚持进行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
在日寇大举侵华(16)
叶剑英在最高统帅部的重要岗位上,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叶剑英在王家坪、中央军委所在地,肩负重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如何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观察分析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驾驭战争。当时任参谋部参谋的石敬平十分敬佩这位红色“参座”,他回忆说:“在延安期间,叶参谋长工作很忙。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找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二局送来的情报,反摩擦斗争的情况通报,前方来的战况、通报,都经过他阅批,每天整理,综合上报,日常事务十分繁忙。他与朱老总住一个院,叶住前院,朱住后院。起草的电报,叶批给朱老总看,然后送毛主席。主席起草的电报,先送叶,然后给朱老总。他常常告诉我们这些参谋人员:考虑问题要站在参谋长的位置。他对部属要求严格。汇报情况,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追问。他告诉我们,不能用‘可能’、‘大概’、‘差不多’这些词句来回答问题。作为一个军事参谋,掌握情况要准确,不清楚的一定要搞清楚。假如在他面前说一句假话,他一辈子都记住你,他不允许这样做。”
叶剑英在工作中总感到自己不足,总是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带领参谋部的同志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业务知识。在他的窑洞前面摆放着一大块青石板,晚上点一盏油灯,总是学习工作到深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作。他在总参谋部组成了专门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和资料研究室,对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态势进行深入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为了准确及时地获取敌对各方的情报,叶剑英亲自起草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由中央军委正式颁布执行。根据这个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首先建立起10个情报网的联络基点。叶剑英对每个联络点抓得很紧,使各地同延安总部的情报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保证了中央、军委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叶剑英还组织各根据地设立气象观察所,建立健全气象观察制度,规定设立气象观察所细则、气象观察项目和方法,以及气象报告内容,等等,这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指挥的需要,也为根据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条件。叶剑英利用“情报网”的成果,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国际资料》等刊物。他亲自审阅材料进行批改,供中央和军委领导参阅。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并且嘱托叶剑英对作战局和资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叶剑英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工作,并亲自起草指示、解决电台、报务人员、通讯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组织出版《通信战士》,并为之题词:“革命的马达在飞转,产生出解放人群的热,幸福的光。”为了做到上通下达,提高统帅部的指挥效能,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听取“各路诸侯”的意见和建议,使军委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更符合实际,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叶剑英善于审时度势,精心运筹。他在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制定战略行动方案过程中,经常提出带有决策性的意见,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和采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十分严重。对敌军动态应当如何估计?侵华日军主攻方向是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对此,延安总部参谋人员和国内外的军事家看法各异。叶剑英组织参谋部进行讨论,并吸收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员野坂三一起参加讨论,全面分析研究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情,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而我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侧重点,要放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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