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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日军南下上，并将这一意见上报给中央，供决策参考。他的意见被党中央接受，后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证明，叶剑英对日军动向的分析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中央决策起了极其重要作用。

在日寇大举侵华（17）

叶剑英领导的总参谋部，成了中央和军委名副其实的指挥中心，受到中央领导和各战区领导的赞扬。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有一次派人专程到延安，送给中央一根黄灿灿的金条，毛泽东特意指示把它作为奖品送给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门。

当时延安统帅部在领导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要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叶剑英在协助毛泽东、朱德等制定反摩擦的斗争的方针政策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功。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五十万军队，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大敌当前，局势险恶，如何应付？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与情报部门研究，提出了一个以智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以为退兵之计。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做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紧接着，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毛泽东亲自动手特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同时，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当年负责通风情报工作的戴镜之回忆此事说：“叶参谋长约我到延安去，问我这样做暴露了电台机密，对我们的军事情报工作究竟有多大影响？当时我跟叶参谋长讲，影响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克服这个困难，弥补这个影响，不至于造成大的损失。叶参谋长听了非常高兴。新华社在7月7日就把我们获得的敌人的军事情报在新华社播发了，举出了许多具体的第1军、第90军、第几师、第几师，由什么地方开到什么地方，清清楚楚，一点不差。蒋介石非常恐慌，不知所措。”

就这样，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做好了应战准备，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一方面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另一方面下令清查内部，严惩泄密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人们称赞“叶参座”利用敌军情报唱了一台“空城计”，智退顽军五十万。

自觉参加整风，抵制“抢救”运动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虽然被制止了，但并未放弃一党专政、独裁统治，而且越走越远。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日甚一日。为了对付日寇大举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剿共”的双重压力，中共中央决定从1942年春天开始，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以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会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严肃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同时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叶剑英在会议发言中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剖析自己。他说，要“脱裤子”赤裸裸地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无犯过错误的“伤痕”。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最后说：“照上述回忆，实在太不够了，工作得不够积极，学习得不够刻苦，因此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不是成型的干部。需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