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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赞赏，并且以为是古人的文章，经人奏报才知道是出于一个当代的年青才子之笔，惊喜之余马上召他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　“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文字辞藻也都更华美壮丽、好大喜功的武帝读毕非常高兴，立刻封他为侍从郎，即为「郎」。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武帝派大将军唐蒙征南越，通夜郎，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他在那儿发布了一张“谕巴蜀檄”的公告，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度他又奉命出使巴蜀这一次回到成都他受到当地士绅热烈的欢迎，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阐明为什么要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文章苍劲优美，说理透彻，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贡献，可惜好景不常，有人告发他接受贿赂，因而被免官。相如晚年出任「孝文园令」，这是管理皇帝墓园的闲差事，但是他对朝廷大事仍然关心，他见到武帝喜好神仙之术，因此上了“大人赋”欲以讽谏，想不到效果适得其反，“长门赋”中就可以窥见他对自己际遇不幸的感叹，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遗有“封禅文”一卷，这就是司马相如的绝笔了。代表著作：《子虚上林赋》，司马相如把田猎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展开了全面的具体的描写，并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具体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子虚上林赋》是歌颂的作品，作者所描写的是帝王贵族的生活，竭力宣扬的是汉天子的豪华和富有，这固然有揣摹帝王心理，投其所好的一面，但通过这些描写，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统一的汉帝国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气象和面貌，其视野之恢弘、胸襟之开阔，是以前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子虚上林赋》还是一篇讽喻性的作品，作通过作品中三个人物一浪高过一浪的描写以及最后子虚、乌有先生俯首受教、态度的转变，表达了对诸侯的奢侈和僭越礼法行为的不满，以及维护中央王朝统一的政治态度，这与汉初政论家贾山、贾谊、晁错等人论政所表达的认识是一致的。至于赋末作者通过天子之口所发表的抑制奢侈、崇尚节俭的议论，其社会效果也许是十分微弱的。《长门赋》，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与《楚辞》相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作品。司马相如写作这篇赋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对于后宫妇女的同情。而是以后宫女子的悲惨遭遇来寄托个人身世之感慨。屈原利用话传说的材料，采用的是幻想、象征的手法，人们容易发现其中的寄托，而司马相如转而写入人间男女的情爱，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人们容易从其描写的生活出发对作品进行分析，不容易想到作者另外的寓意。司马相如的这种写法，实际上开创了古代诗歌中以男女之艳情写个人情志的一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景帝中元六年，司马相如回到蜀地，恰巧那里的富豪卓王孙，备了宴席请客。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一起参加了宴会。客人被司马相如的堂堂仪表和潇洒的风度所吸引，正当酒酣耳熟的时候，王吉请司马相如弹一曲助兴。司马精湛的琴艺，博得众人的好感，更使那隔帘听曲的卓文君倾倒。这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因丈夫刚死，才回到娘家守寡，她听到司马相如的琴声，如痴如醉，又见他的相貌堂堂，有了好感。此后，他们两人经常来往，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夜里，卓文君没有告诉父亲，就私自去找司马相如。他们一起回到成都，结了婚。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正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沈浸在甜蜜的新婚日子里，卓王孙却暴跳如雷，发誓不给文君钱财。这样一来，文君和相如穷得没法过日子。他们只得回到临邛，在街上开了一家酒店，文君坐柜台打酒，相如穿上围裙，端酒送菜，洗碗刷碟子。日子虽然清苦，但两口子相敬如宾，过得和和气气，过了一些日子，卓王孙在朋友的相劝下，才消了怒气，给了文君一些钱财和奴仆。“文章西汉两司马”，这是班固对司马相如文学成就的评价，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二人的文学成就虽有差异，但他们都各自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各自的领域中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为推动文学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他们有相同的努力和贡献，二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都不仅局限于各自擅长的那一方面，而是全面的、巨大的。汉赋经过他揉和各家特色加上他自己的创造建立起固定的散体大赋，后来学诗赋的人都能以他为典范。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更是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