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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

“风流才子”这套衣钵的第三代传人是三国时期“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曹植（公元192～232），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继位，即魏明帝。曹？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小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曹植生前自编过作品选集《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睿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又《列女传颂》1卷、《画赞》5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失。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辑录诗、赋、文共206篇。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又对各篇细加校订，并增补了不少佚文□句，为较全、较精的两个本子。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古直有《曹植诗笺》，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曹植得以留名千古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他暗恋自己的嫂子、魏文帝的皇后甄洛而作了千古绝唱《洛神赋》。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四代传人非陶渊明莫属。陶渊明（公元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