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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周恩来先后12次与有关中央局第一书记、有关省第一书记谈粮食问题。他列举历年的粮食细账，指出，1962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差100亿斤左右。3月至4月，他又多次约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5月底至6月下旬，他到东北三省调查研究，其根本目的是贯彻经济调整的方针，解决粮食调剂问题。这年从黑龙江省调出粮食30亿斤，是周恩来摸情况、细算账提出来的。黑龙江省领导顾全大局，为了解决更困难的省份的缺粮问题，坚决执行中央的调粮计划，想方设法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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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经济就要会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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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新疆发生牛羊口蹄疫，西北军政委员会于24日电请政务院向苏联订购防疫药品吉阿林3吨。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出口科科长陆红在接到关于这件事情的电话通知后，就向有关部门查询这份电报。但因政务院已经把电报直接批给外交部，所以没有查着，陆红因为感到事关急要，经请示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电报。陆红在抄电文时，将“3吨”误抄为“300吨”，并即按此数向苏联商务代表处提出订货。到1951年2月至3月，这项药品300吨全部运到新疆。这样就比原来需要量多买了297吨。虽然这项药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错太大，积压资金合计人民币40多亿元（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造成国家资财的严重浪费。

这一浪费事件发生后，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51年10月26日向政务院作了书面报告。11月5日，周恩来将此事批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并批示：“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决定给陆红记大过一次，给贸易部领导干部以批评处分。规定：今后财政经济各部门在书写支付、定购、预算及其他有关数字时，都要写清楚，并且要经过复核、校对等手续才能批发。

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戎子和：《周总理是怎样抓财政工作的》，《我们的周总理》第299页。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见到周恩来，往往过不了数字关。1966年4月3日，周恩来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晓得？”这位书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搞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他问马列和李越然：“你们说说，49加3等于多少？”一下子把马列、李越然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1959年8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账”，不重视算“经济账”，开经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账。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算